水頭江尾盡開顏——浙江20年推進實施生態補償機制觀察

2025-11-25 10:48 新華每日電訊責任編輯：吳靜

初冬時節，浙西千島湖碧波如鏡，金黃、淺紅、深綠交織的森林將島嶼山色盡染；浙南楠溪江清流潺潺，沿江村民在岸邊浣衣洗菜；浙北苕溪蘆花搖曳，漫步綠道可體驗田園牧歌式的寧靜氛圍……“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引領浙江的生態文明實踐成果斐然。

作為全國最早探索生態補償機制的省份之一，浙江在前期探索試點基礎上，于2005年印發《關于進一步完善生態補償機制的若干意見》，涵蓋水、氣、林、土等多個生態環境領域。20年來，浙江不斷深化制度創新、拓展補償范圍、完善多元機制，走出了一條以生態補償機制促進區域協調、綠色共富的“浙江路徑”。

制度筑基：從單點突破到系統集成

清晨的錢塘江源頭，衢州市開化縣護林員劉聯富踏著晨露開始巡山。他手持智能終端，沿著管護責任區中的既定路線前行，實時上傳著公益林的生長數據。“我管護了2000多畝林子，每年能有1萬多元護林收入。”劉聯富說。

按照生態省建設部署，2005年浙江出臺《關于進一步完善生態補償機制的若干意見》，明確多渠道多形式支持江河水系源頭地區、重要生態功能區和欠發達地區經濟社會發展。

也就從當年起，浙江省財政廳啟動錢塘江源頭地區生態環境保護省級專項補助，對淳安、開化、江山等上游地區實行生態環境保護專項補助，用于區域內生態建設、產業結構調整等工作。

此后，浙江不斷完善頂層設計，生態補償機制逐步走向規范化、體系化。

——范圍不斷擴大。從錢塘江流域擴展到全省八大水系，從單一的水環境補償，擴展到森林、海洋、濕地、耕地等重點領域，并逐步建立起基于水質改善、污染減排、生態服務功能提升等結果的補償資金分配體系，體現“誰保護、誰受益，誰改善、誰得益”的導向。

——方式日益豐富。在資金補償為主的基礎上，探索發展對口協作、產業轉移、人才培訓、共建園區等多元化補償方式。例如，杭州市與衢州市建立了山海協作機制，下游的杭州不僅提供資金支持，還引導項目、技術、人才向位于上游的衢州流動。

——體系持續擴容。浙江的生態補償機制并非孤立運行，而是嵌入生態文明制度體系的整體布局中。2012年，在財政部、原環保部的指導下，浙皖兩省建立全國首個跨省流域橫向生態保護補償機制“新安江模式”，后來在30個跨省份流域、24個省份推開，成為全國生態文明制度的重大創新；2017年，浙江在全國率先建立覆蓋全省的流域橫向生態補償機制，目前納入實施范圍的省內46個斷面已全部簽訂補償協議；2020年，《浙江省生態環境保護條例》明確將生態補償納入法治軌道。

機制創新：從政府買單到多元共擔

隨著實踐的深入，浙江意識到僅靠政府財政投入，補償力度和可持續性有限。必須引入市場機制，撬動更多社會力量參與。

一場關于“水權”的改革在義烏和東陽之間發生。“世界超市”義烏水資源相對緊缺，而與之一江之鄰的東陽市，水資源較為豐富。經過協商，義烏以兩億元資金，一次性買斷了東陽市橫錦水庫部分水資源的永久使用權。

這是中國首例跨城市的水權交易，開創了水資源市場化配置的先河，也是生態價值市場化補償的一次大膽嘗試。

在浙江，這樣的創新案例層出不窮。

麗水市積極探索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率先開展GEP（生態系統生產總值）核算，嘗試將“綠水青山”量化為具體的價值“數字”，為生態補償提供了更科學的依據。當地推出的“生態貸”“GEP貸”等金融產品，讓良好生態成為可以質押的資產，拓寬了生態保護者的融資渠道。

湖州安吉縣將礦業權出讓及礦資收益、國有土地使用權及工業用地使用權出讓金等資源開發使用收入，作為生態保護補償資金的重要來源，并鼓勵社會資本和社會公眾積極參與。

杭州市余杭區整合生態保護協會、公益基金會、金融機構和村集體等多方力量，試點推出水基金信托，以信托合同的方式約定利益分配，建立市場化、多元化、可持續的生態保護補償機制。

從政府主導到市場發力，從“輸血式”補償到“造血式”共贏，浙江的生態補償機制不斷迭代升級，路徑越走越寬。

效益外溢：從生態紅利到共富動能

生態補償機制的社會效益持續放大外溢，無論是地方積極探索的“自選動作”，還是跨省域生態保護合作，都以互利共贏為目標，找到了將生態紅利轉變為共富動能的綠色發展路徑。

位于安吉縣西北的夏陽村為加強對村里夏陽溪環境的保護，與上游安徽盧村鄉等三個村簽訂了全國首個村級跨省流域生態保護補償協議，夏陽村根據三個村的生態環境保護情況給予資金補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