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西安交通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孫飛鵬在申請項目時定了一個小目標——至少完成100件西夏陵殘碑及文本殘件的綴合。如今，他完成了大約70件。“雖因殘損嚴重無法整體復原，但拼合成相對較大的殘塊，還是能為西夏歷史以及語言文字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材料信息。”這位學考古出身，卻在機緣巧合下對西夏文產生好奇的學者說。

坐落于寧夏銀川市賀蘭山洪積扇戈壁灘上的西夏陵是西夏的皇家陵園，今年7月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20世紀70年代，考古工作者正是通過破譯陵區西夏文殘碑，才確定了7號陵是西夏第五代皇帝的壽陵，這也是迄今為止唯一確定墓主身份的西夏陵。

西夏文約六千字，由西夏開國皇帝李元昊授命大臣野利仁榮為記錄黨項語、仿借漢字造字方法創制而成。然而，西夏滅亡后，黨項民族與其他民族融合的步伐加快，西夏文逐漸變成無人能識的“天書”，清末武威籍學者張澍就評價稱“乍視字皆可識，熟視無一字可識，字體方整與今楷書無異”。

這些獨特的方塊字符，不僅凝聚了黨項人的智慧，更是遼宋夏金時期西北地區文化交融互鑒的實證。從重新發現到艱難破譯，再到成功解讀大量西夏文獻，百余年來，一代代西夏學學者憑借這把“金鑰匙”，為世人打開了一座豐富多彩的文化寶庫。

仿借造字

你的姓氏，用西夏文怎么寫？

只有4畫的“王”變成了12畫的復雜字，相對復雜的“張”卻只需8筆就能寫出來……在西夏陵博物館西夏文與漢字交互體驗屏前，大多數游客都會好奇地輸入自己的姓氏甚至是名字，看看相對應的西夏文字長什么模樣。他們試圖透過熟悉的點、橫、豎、撇、捺等筆畫，建立起自己與這近千年前的神秘文字符號之間的“特殊連接”。

“在西夏陵，土遺址也好，出土器物也好，都明顯存在承唐仿宋基礎上的再創新，其中最典型的當屬西夏文。它的內在邏輯是從漢字學的，但造型是自創的。”中國建筑設計研究院建筑歷史研究所名譽所長、“西夏陵”申遺咨詢團隊負責人陳同濱說，這充分說明，對多元文化的吸收融合是西夏黨項人最大的特點。

西夏建立于公元1038年，與兩宋、遼、金并立，鼎盛時其疆域“東盡黃河、西界玉門、南接蕭關，北控大漠”。在歷史中，西夏文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生命力，不僅在西夏統轄范圍內盛行了近兩個世紀，還遠播到漢族聚居的腹心地帶，河北保定出土的2件明代西夏文經幢就是例證。

對于西夏文的創制歷史，《宋史·夏國傳》有記載：“元昊自制蕃書，命野利仁榮演繹之，成十二卷，字形體方整類八分，而畫頗重復。”

“西夏文的創制是黨項民族跨入較為先進民族行列的一個重要標志。因為文字的制作對于一個游牧部落來說，只有當它有了定居或半定居的生活，才有可能。”在今年7月出版的《回望賀蘭：西夏文明史再研究》中，中國宋史研究會會長、浙江大學敦和講席教授李華瑞這樣寫到。

經過多年研究，學界已經形成了一個共識：在少數民族古文字中，西夏文是最接近漢文的一種，同屬于表意性質方塊字，由橫、豎、點、拐、撇、捺等筆畫構成，自上而下成行，自右而左成篇。而且西夏文的書寫亦有楷書、行書、草書、隸書等形式。在西夏雙語教科書《番漢合時掌中珠》中，黨項“雙語人才”骨勒茂才就說過：“兼番漢文字者，論末則殊，考本則同。”

長期研究西夏文的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院研究員段玉泉告訴記者，西夏文構成受到漢字“六書”影響，會意和形聲字最多，比如西夏文的“爬”，就是由“手、足、行”三部分會意組成。同時，西夏語中還有大量的漢語“借詞”，比如“單衣”的“單”就借自漢語，西夏文就在與漢語“單”字對應西夏字基礎上，加上西夏文的“衣”做偏旁，從而形成一個新的字，專門用來表示“衣服單薄”之意。

周邊的回鶻、吐蕃、契丹等都有自己的語言，十分重視本民族特點的元昊為何選擇模仿漢字造字？段玉泉認為，這正是中華文化向心力的體現。“造新字不是憑空就能造得出來的，文字是有規律的。不僅西夏文、契丹文借鑒漢字的造字規律，就連周邊國家，如日本的假名和越南的字喃等，也深受漢字的影響。”他說。

正是基于漢字成熟的構造方法，西夏文很快創制成功并推廣。李華瑞認為，西夏文的創制對西夏文化教育的興盛、佛教的傳播、文學的繁榮、印刷業的進步都有直接的影響，可以說對整個西夏文化的進步有劃時代的貢獻。

傳播精粹

孔子作為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從漢代開始，都被歷代統治者追封。但在黨項人建立的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孝依然做出了令人驚嘆的舉措——尊孔子為“文宣帝”，令各州郡皆要立廟祭祀。

“仁孝一朝，西夏的儒學發展達到頂峰，包括‘始建學校于國中，立小學于禁中’‘重大漢太學’。特別是尊孔子為‘文宣帝’，超過中原王朝‘文宣王’的封謚規格，這在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院院長彭向前說。

其實，西夏統治者歷來對儒家文化高度重視。早在元昊立國時期，他就組織人員把中原的儒家經典翻譯成西夏文。據史書記載，西夏“教國人紀事用番書，而譯《孝經》《爾雅》《四言雜字》為蕃語”。

西夏學學者史金波認為，西夏文創制的一個重要作用是翻譯漢文著述，在西夏傳播中華文明的精粹。比如，第二代皇帝毅宗向宋朝“求《九經》《唐史》《冊府元龜》”，宋朝賜予的《九經》包括《易經》《書經》《詩經》《左傳》《禮記》《周禮》《孝經》《論語》《孟子》，為中華文化中重要儒學經典的總匯。西夏早期重視儒學可見一斑。而宋朝也樂得賜予，這既是友好往來，又可對周邊地區進行教化。從出土的西夏文文獻可知，西夏時期翻譯了多種儒學典籍，如《論語》《孟子》《孝經》等都有西夏文譯本。此外還翻譯了史書《十二國》《貞觀政要》，兵書《孫子兵法三注》《六韜》《黃石公三略》《將苑》，類書《類林》等。

“西夏人把大量的漢文典籍翻譯成了西夏文，這實際上就是優秀傳統文化在向民族地區綿延和傳播，是文明密碼惠及四方。與此同時，西夏還保存了許多漢文失傳的典籍，可起到拾遺補缺的作用。”段玉泉說。

受訪專家指出，西夏人不僅翻譯、學習儒學經典，還能應用于實踐。孫飛鵬就通過自己剛剛綴合的西夏陵七號陵東碑亭漢文殘碑得到了啟發。他一共綴合出13件成果，其中最大的一塊共12行，行最多處11字，涉及詩文題名、部族名稱、邊緣裝飾紋樣以及單字綴合等多個方面。

“碑文中‘戎夷匪茹’這種以中原‘華夷之辨’的話語體系進行的指稱，以及對‘唐虞’之風這樣由儒家思想構建的理想政治模型的追求，均反映了西夏這一少數民族政權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和尊崇。”孫飛鵬說，這種文化認同和相應的漢化舉措，實質上參與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建構進程，也為現代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歷史底蘊。

提供實證

一本西夏文佛經，緣何會被列為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的64件文物之一？

史書記載，西夏崇尚佛教。在寧夏境內就有賀蘭山拜寺口雙塔、同心康濟寺塔、青銅峽一百零八塔等多座風格各異的西夏古塔。這些年來，考古人員在清理發掘佛塔時，發現了眾多珍貴文物，西夏文佛經《吉祥遍至口和本續》無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1991年，考古人員在對賀蘭山深處被損毀的拜寺溝方塔進行清理發掘時，發現了9冊約有10萬字的《吉祥遍至口和本續》，皆為蝴蝶裝印本。這套佛經引發了研究人員牛達生的關注。他潛心鉆研，小心論證，認為這本西夏文佛經是西夏后期的木活字版印本。

印刷術是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是中國古代勞動人民對人類文明的重要貢獻。古代印刷術大致可分為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兩個階段，活字印刷又經歷了膠泥活字、木活字等演變過程。然而，由于種種原因，一直未見早期的泥活字和印刷品實物遺存，只是在沈括的《夢溪筆談》中有所記載——這也引發了個別國際學者對活字印刷術起源的質疑。

從版框欄線不銜接到頁碼、經名用字混亂，從倒字錯字現象到隔行竹片印痕，《吉祥遍至口和本續》以無可辯駁的事實，得到鑒定專家一致認可：它是“迄今為止世界上發現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實物”，將中國木活字的發明和使用時間從元代提早到宋代，捍衛了活字印刷術由中國人發明的事實。如今，這套西夏文佛經以“鎮館之寶”的身份陳列于中國國家版本館，是中國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的文物之一。

與此同時，我國學者還通過黑水城文獻中西夏時期泥、木活字印本，寧夏賀蘭縣宏佛塔出土的2000多塊西夏文雕版殘片等，論證出西夏印刷業極其繁榮。

“西夏一直十分注意吸收學習中原文化，加上財力、物力有限，因此大力推廣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印刷術并不奇怪。同時，因西夏當時疆域控制河西走廊，我們有理由相信，在活字印刷術沿絲綢之路向西方傳播過程中，西夏發揮了橋梁作用。”彭向前說。

在西夏陵博物館，蠟像形象生動地還原了西夏時期的印刷場景，從工匠的服飾可以看出，他們來自不同的民族。

據段玉泉介紹，他們在山嘴溝出土的西夏文獻中發現了一活字印刷文獻殘件，存留了這一活字本印刷工序和參與人員的詳細記載。其中，印刷環節涉及四道工序：校版面、揀活字、排版、印刷。相比其他工序，揀字的人員名單頗為龐大，涉及14人，且民族成分復雜，包括漢、黨項以及藏族等多個民族。“這份史料補充了傳統史料中沒有記載的部分工序，展現了木活字印刷的清晰步驟。而一道揀活字的工序就是由包含多個民族的揀字工共同完成的，這已是實實在在的民族交融。”他說。

“絕學”不絕

公元1227年，蒙古鐵騎結束了西夏近200年的歷史。隨著黨項與其他民族的融合，西夏文逐漸變成無人能識的死文字。明代中葉以后，西夏文徹底退出歷史舞臺，被世人遺忘。

西夏文又是如何重新被世人發現的呢？

在西夏陵博物館一樓展廳里，陳列著“涼州重修護國寺感通塔碑”復制品，靜靜地向前來參觀的中外游客講述著那段歷史。19世紀初，清代學者張澍在老家甘肅武威養病，一天與朋友共游清應寺，發現有一碑亭前后砌磚，封閉已久。當地人傳聞，如果有人啟封則有滅頂之災。但張澍依然懇請拆開封磚，只見碑的正面是一整面似漢字卻非漢字的碑文。等轉到碑的另一面，所刻字為漢字，其中有記載建碑時間的“天祐民安”四字。天祐民安是西夏第四代皇帝崇宗乾順的一個年號。張澍由此認定，碑正面所刻的不認識的字就是消失了幾百年的西夏文。

“涼州碑”的發現，是世人重新認識西夏文的開端。但直到20世紀初，隨著《番漢合時掌中珠》《同音》《文海寶韻》等字詞典的出土及發現，才讓西夏文真正被釋讀。

百余年來，在這些西夏人所著的字書、詞書和韻書的基礎上，海內外西夏學學者幾經研究、推敲，推出多種版本的西夏字典，更實現了西夏文的電腦輸入，方便學者查閱解讀西夏文文獻，并將研究領域拓展至西夏的政治、經濟、軍事、宗教、文化藝術等各個方面，為世人勾勒出更加清晰的西夏文明畫卷。

然而，解讀西夏文字絕非坦途。復雜的語法、多樣的書寫方式，都為解讀工作增添了重重困難。“認字與解讀文獻并非一回事。有些字分開我們都能認識，但放在一起或者放在不同的環境下，就不一定能解釋對，就像漢語里的‘東’和‘西’，單獨使用時都是指代方向，但合起來卻是表示‘物體’的意思，意義就發生變化了。”段玉泉說。

正因如此，仍有不少學者默默從事著基礎性的西夏文獻資料整理和釋讀工作。在第九屆西夏學國際學術會議上，學者們就分享了《西夏語的謂詞疑問前綴》《〈文海〉“循環字”考證》《夏譯<孫子兵法>中的通假字》《西夏文法典<天盛律令>疑難字釋證》《武威亥母洞寺遺址西夏文草書雇工契研究》等研究成果。

“解讀文獻一直會是西夏學研究的重要方向。宏觀性的西夏歷史研究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必須基于事實的論證，而這些事實都只有把材料讀深讀細才能夠發現。”段玉泉說。

為此，這些年來，學界一直不遺余力培養能讀懂西夏文的年輕學者。在寧夏大學，段玉泉開設有“西夏文字專題”課程，為研究生進行西夏文入門教學。“每年聽課的人特別多，但能堅持學下去的就少了，我要求他們完整解讀一卷西夏文文獻，很多人都做不到。”段玉泉說，“絕學”語言學習的確不易，必須熱愛并持之以恒，他考慮將課程向本科生開放，說不定能抓到更多“好的苗子”。

今年7月，第二屆“全國民族古文字‘冷門絕學’后備人才培訓班”也在寧夏大學舉辦，專家圍繞西夏文、滿文、回鶻文等“絕學”民族古文字，為全國40余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140名本科生、碩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進行授課，課程學術深度與實踐廣度相結合，保障“冷門絕學”有人繼承、有所發展。

隨著西夏陵申遺成功，神秘的西夏文字也吸引了更多公眾的目光。段玉泉認為，學界要加強與文化、旅游部門合作，提供準確、規范的西夏文內容供他們進行創造性轉化。“西夏文里有很多名言警句和祝福話語，我們可以整理出來，供旅游景點和有興趣的公眾學習了解，這樣也有益于提高學術研究的群眾基礎，實現雙贏。”他說。（記者 艾福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