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與學者的對話：AI浪潮是文科的暮鼓還是晨鐘？

編者按：

人工智能（AI）正加速融入生活，深刻改變產業結構與人才需求。全球范圍內部分高校文科專業招生規模縮減、報考熱度下降的現象引人關注。與其說這是單一學科的挑戰，不如說是對現代高等教育體系適應性、前瞻性及核心價值的全面沖擊。日前，新華每日電訊智庫研究與傳播中心特邀新華社高級記者劉荒與浙江工商大學黨委書記、浙江大學社會治理研究院院長、浙江省共同富裕計算科學重點實驗室主任郁建興教授深度對話，直面AI沖擊下全球文科教育的結構性困境，探討大學教育的變革方向與未來圖景。　　

透視“文科萎縮”——全球現象與本土焦慮

劉荒：郁教授，您好！歡迎來到新華每日電訊“議事廳”。最近，大家都在熱議“文科萎縮”現象：從去年秋季哈佛大學取消了近30門文科課程，到今年3月復旦大學透露將縮減近一半的文科招生，感覺不少高校都在對文科“動刀子”，還出現了“文科倒閉潮”等論調。從您的研究來看，這只是單純的高校專業學科調整，還是一種更深層次的全球趨勢？

郁建興：這確實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全球性信號，不能簡單地視為孤立的個案。隨著AI時代到來，高等教育正面臨一場深刻的結構性變革。不僅文科，很多理工科、醫科的同行們也都感受到了壓力。可能是文科教育會觸及到一些關于人類自身、社會價值等根本性問題，對它的沖擊才顯得尤為引人關注，甚至有點“扎心”。

承認文科教育面臨的現實挑戰，并不意味著認同其價值下跌。簡單地給它貼上“萎縮”之類的標簽，也不能遮蔽人們對整個高等教育體系的時代之問：大學的核心價值是什么？面對AI浪潮，我們如何調整辦學理念和實踐，主動迎接全球性的新挑戰？

英偉達公司創始人兼CEO黃仁勛曾說過，AI掀起了科學革命，整個世界都已被重啟。經歷“短兵相接“的轉型陣痛后，未來的大學教育充滿無限可能。我喜歡引用黑格爾的一句名言：“這是一次壯麗的日出。一切能思維的生物都歡慶這個時代的來臨。”

劉荒：上世紀80年代，“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號家喻戶曉。如今，ChatGPT、DeepSeek等大語言模型橫空出世，AI在傳統文科核心技能領域的出色表現，無形中又強化了這種“重理輕文”的學科等級觀念。

人們對文科教育前景的爭論，也已從”有用性“之辯升級為”生死劫“之憂。“文科無用論”“文科即服務業”等偏見背后，是以就業和收入為標尺的功利主義價值觀。這種工具理性與AI沖擊相疊加，放大了人們對文科未來不確定性的焦慮。

郁建興：AI對文科教育的沖擊不僅體現在教學層面，更引發了高校對文科存續的爭議。社會上這種實用主義傾向早已存在。AI大模型即時生成文案、代碼、圖片、音視頻等多模態內容的強大能力，加劇了人們對文科價值的擔憂。“文科無用論”“文科即服務業”等論調，從本質上來說是認知偏差的結果。

我們通常講的文科，是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的總稱。人文學科關注倫理、審美和終極價值，如哲學對生命意義的探討；社會科學更側重解決實際問題，如經濟增長、社會治理。隨著新型交叉學科的興起，文科所涵蓋的領域更為廣闊，不宜一概而論。這不僅關乎學術研究，更影響教育政策和社會對文科價值的重新審視。

AI的“降維打擊”——文科教育的根本性挑戰

劉荒：當ChatGPT不僅通過美國律師資格考試，還能模仿莎士比亞、海明威等文學大師創作時，對文學模仿、風格分析乃至創意寫作等文科教學內容帶來空前挑戰，也顛覆了信息檢索、文獻綜述、觀點提煉等訓練過程。這種全天候、無差別的“降維打擊”，對傳統文科教育最根本的挑戰是什么？

郁建興：不錯，AI在信息處理、模仿生成、知識整合等方面的超凡能力，對傳統文科教育確實形成一種“降維打擊”，嚴重沖擊現有的教育評估體系。其中最大的挑戰，是它動搖了我們以知識傳授和技能訓練為主的教育根基。

當AI輕松通過各種考試或一鍵生成視頻時，人類掌握這些本領的價值就會被低估。現在只需設定主題、風格和韻律等條件，DeepSeek幾秒鐘就能生成一首詩，速度之快令人驚嘆。這些缺乏人文靈魂的“偽詩”，雖然藝術水平參差不齊，鮮有拍案叫絕的“神來之筆”，卻已超過了普通大眾日常寫作水準。

這些前所未有的變化，迫使我們深刻反思教育的本質是什么？人文教育要回歸本源，培養學生對意義世界的感知力。這是對教育最根本的“靈魂拷問”。

劉荒：從AI對就業市場的影響分析，文案、翻譯、編輯等文科崗位首當其沖。這是否會造成人們對AI技術的質疑和抵制？面對需要量化分析的社會科學難題時，文科傳統的定性研究方法如何尋求AI技術賦能？

郁建興：回顧歷史，每一次技術革命都伴隨著轉型與陣痛。19世紀英國的“盧德運動”便是例證，工人們曾試圖通過搗毀機器來抵制技術進步，但歷史潮流不可阻擋。最終，機器非但沒有消滅就業機會，反而催生了工程師、操作工等全新的職業崗位。

AI時代亦然。大量重復性、流程化的工作都可能被替代，但人機協作會進一步優化，AI應作為人類能力的補充而非替代，我們需探索靈活協作模式（如團隊協作、組織層級），推動建立人類最終決策權機制，避免算法霸權。

雖然AI沖擊是全方位的，不同學科影響程度不同，但沒有哪所高校能置身事外。文科教育的使命，并非與AI “斗智斗勇”，一方面需要引領人類更清晰地洞察自身的獨特性、情感的豐富性與價值的超越性，同時推動人工智能與社會的和諧、協同且富有彈性的融合，諸如推動人工智能與人類價值觀與倫理的對齊、AI的公平性與包容性、安全與可控性等，都需要文科學者的深度參與。

固然，社會科學定性研究的深度不可或缺，但在大數據和復雜系統面前，有時會顯得力不從心。以往一些難以量化和驗證的問題，如今正借助交叉學科和技術賦能而獲得突破。

浙江工商大學正在探索建設的“社會科學實驗裝置“，正是這樣一個積極的嘗試——運用數據模擬、AI推演等技術手段，搭建一個用于研究社會現象、評估政策效果的平臺，推動社會科學研究范式的變革。這樣，社會科學不僅能獲得更堅實的實證基礎，更能提升解決現實問題的能力，而不再局限于傳統的文本解讀與哲學思辨。

“瘦身”的詰問——“斷尾求生”還是“戰略短視”

劉荒：面對就業壓力及AI沖擊，一些高校開啟了文科“瘦身”模式：有的直接砍掉考古、哲學等冷門學科，有的逐年壓縮相關專業招生比例，背后考量和取舍各有不同。您認為，這是主動求變的明智之舉，還是迫于壓力的無奈選擇？

郁建興：人文社會科學不僅關系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更是一個國家的文化根脈所在，有“壓艙石”和“導航儀”的作用。所以，不能簡單靠砍專業、減招生來應對挑戰。這種甘于邊緣化的戰略短視行為，無異于文化上的“自我閹割”。

當然，也有部分高校的文科專業，由于長期生源短缺、課程陳舊、教學質量低、就業面窄等原因，不得不通過“斷尾求生”的方式自救。所以，不能一概而論。

任何時代的重大轉型期，教育體系都會經歷深刻調整，以回應社會對人才的新需求。這種變化本身也值得期待。近年來，全球高校的學科體系都處于優化調整之中，并不限于文科領域。顯然，“文科倒閉潮“的說法沒有事實依據。

劉荒：問題是最好的老師。當答案容易獲得時，問題就變昂貴了。據媒體報道，去年重慶大學一個研究團隊引用權威部門數據，對全國高校連續五年撤銷的專業進行統計分析，竟得出一個頗為反直覺的結論：工科以近31%的占比高居專業撤銷數量榜首，管理學、理學緊隨其后。

此外，北京大學2024年對歷史學、哲學、考古學等“強基計劃”的專業實行擴招。雖然這不是文科專業的全面擴招，但也體現出對部分人文學科結構性調整的重視。

郁建興：這讓我想起北京大學陳平原教授所秉持的“謹慎的樂觀”——既不逃避現實，也不喪失信心。他一方面不無憂慮地提醒文科師生：“必須趕緊調整姿態，或迅速跟進，或處變不驚，最怕的是依違兩可、彷徨無地”；另一方面又堅定地為文科價值辯護：“理工科解決外在問題，更容易被AI替代；人文教育傳承文化與修身養性，在大學里有很好的退路。”

這種冷靜自信、溫暖守望的人文情懷令人欽佩，我更贊同陳平原老師對文科危機可能轉化為發展契機的判斷。過去學科壁壘分明，你是理工農醫，我是文史哲藝，如今我們從捍衛學科邊界轉向跨學科融合、開拓意義邊界，在范式轉換之際重建文科教育的主體性。

當然，我們也清醒認識到，人口結構等外部環境變量的制約與影響。近年來，我國出生人口持續下降，目前年新生兒數量遠低于高校畢業生，預示著未來高校生源將面臨萎縮。這一趨勢正倒逼所有學科，加快深層次結構性改革，提升核心競爭力。

劉荒：問題的關鍵不在于要不要文科，而是要什么樣的文科。基于高校綜合實力與辦學理念等差異，放大了學科調整中的“馬太效應”：少數名牌大學推崇跨學科的精英課程，眾多普通高校則迫于現實壓力轉向技能化融合。這一分化趨勢是否會加劇教育理念的異化，使人們陷入“文科+代碼”的人機混搭幻覺？

郁建興：這種轉型的“馬太效應”引人深思，不同高校的差異化探索更值得鼓勵。譬如武漢大學的“數智人才”計劃、復旦大學的“神經語言學”課程，都屬于富有遠見的大膽嘗試——如何堅守文科的根本，與時代技術變革進行真正的對話和聯動。

正如另一位北京大學教授，全球頂級計算機專家、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長朱松純教授所說：“未來AI的前沿將在于文科領域，且有望使文科轉變為一門可實驗的科學。”

當今，人類面臨諸多復雜重大的議題，無法依靠單一學科的“單打獨斗”來破解，迫切需要超越傳統學科邊界的創新思維與協作能力。長遠來看，精英教育與應用型人才培養并行不悖，互為補充，關鍵在于各自明確定位，深耕內涵。

然而，我們必須警惕，真正的“新文科”絕不能是“文科+代碼”的表面拼接，而是“人性智慧×技術賦能”的深度融合。這是一場關乎育人理念重塑與社會價值再造的系統性創新，可謂是一場“靈魂深處的革命”。唯有如此，才能為社會構建起新的認知范式、倫理框架與價值體系。

人文的火種——堅守不可替代的核心價值

劉荒：人工智能技術的突飛猛進，如潮水般推開了新世界的大門，也帶來了“讓人歡喜又害怕未來”的普遍焦慮——聽說AI能寫文章，感覺文科沒戲了；看到AI會編代碼，又認為理科歇菜了……AI無所不能的卓越表現，似乎讓傳統學科黯然失色。

如果說人類的智商已經無法和AI比拼，未來唯一的勝算就在于情商、感知力和價值判斷。這是否意味著，文科教育正迎來一個歷史性轉機？這究竟是“無可奈何花落去”的虛張聲勢，還是對文科教育價值重估的公開申辯？

郁建興：大語言模型只是知道了世界知識，建立了世界知識與概念之間的聯系。它還沒有超越人類，只是人類知識的集大成者。我們應該主動去擁抱它，而不是恐懼。講到人不如人工智能時，經常會有一個概念偏差——我們講的人工智能是整體，是擁有整個知識的體系，講到人時我們只講個體。不能用個體去和整體去類比。

同時，我們也應認識到，技術越發展，越需要人文指引和倫理守護。以晏殊的《浣溪沙》為例，AI可以生成優美的詩句，但無法理解“似曾相識燕歸來”的情感。燕子是自然界中一種鳥類，在人類獨有的文化認知中，它代表著春天、希望和歸屬，人文教育正是構建這種意義世界的支撐系統。

我們知道，一旦缺少價值判斷、倫理考量，技術就會失去意義性和方向感，有可能被濫用。近年來，AI倫理、算法偏見、隱私安全等問題頻頻敲響警鐘，恰恰說明缺少人文精神的技術，可能走向冷漠甚至危險。

當AI解構了知識壟斷的權威性，人文教育反而獲得了解放的契機，重新回到它最本質的位置——理解“人是什么”，理解“社會為什么運轉”，理解“技術應通向何處”。歸根結底，站在新起點上的文科教育不會退場，只會換一個更具穿透力的舞臺。

劉荒：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高校開設AI倫理課程，中、美等國都已發布了AI倫理指導原則，歐盟AI立法還邀請哲學家、倫理學家深度參與。然而，最終規范AI研發和應用邊界主導權的，未來將屬于最會寫代碼的人，還是最懂人性的人？

郁建興：理想的AI倫理構建與實踐，是這兩者的深度協作與優勢互補。人文社科領域的研究者為技術劃定合乎道義的邊界，技術專家則為倫理原則的落地提供可行性方案，共同制定透明可解釋的AI倫理指導原則，推動人工智能與多元的人類價值觀和倫理原則相契合，包括在不同文化、地區和人口群體中做到公平和包容等。

在實踐層面，各國政府加強立法監管，強化法律層面的約束；行業組織內部主張倫理內嵌，把道德原則融入技術標準之中；國際社會持續深化合作，構建全球認可的倫理和監管框架；社會各界加快普及AI倫理教育，提升公眾道德判斷力與風險意識。

劉荒：在這個“講故事的時代”，優秀內容體驗愈發依賴敘事魅力與價值內核。《黑神話：悟空》的現象級成功，不僅呈現了文科在數字人文領域的獨特貢獻，更引人深思：在信息繭房與思想同質化等風險面前，這種批判性思維與人文關懷，將成為我們抵御“技術性盲從”的關鍵思想武器。

郁建興：文化創新的驅動力深植于人文底蘊。在知識數字化和泛在存儲的今天，數字人文技術賦能文化創意，后者以市場反哺其價值，共同培育創新與多元認知。

《黑神話：悟空》便以高水準數字內容創新演繹傳統精神，為文化遺產活態傳承提供了數字載體，并將“學會提問”“文化創新”等理念植入大眾生活。

這不禁令我憶起參訪柏拉圖書院遺址的情景——走進這個西方哲學與科學搖籃，眼前除了殘留的石塊、地基和雕像外，兩千年前的遺物早已蕩然無存。唯有數字博物館里，以數字方式再現的柏拉圖文稿、對話等場景，輕點屏幕便會穿越時空而來……

那一瞬間，我才意識到這里收藏的不再是實物，而是歷久彌新的思想；當今時代獎勵的，也不再是知識的儲存者，而是價值的創造者。

因此，人文教育尤需致力于培養學生的提問、質疑與跨學科整合能力，引導其洞察技術背后的人性、歷史與社會意義，提升獨立思考和價值辨析能力，以此對沖技術盲從風險，為駕馭技術異化提供思想武器與價值指南。

教育的重塑——從“分科”到“融通”之變

劉荒：現代社會的諸多挑戰，都超越單一學科范疇，且無標準答案。從算法歧視到氣候危機，從媒體變革到智慧城市，這些重大議題的解決皆需跨學科視野等復合能力。依您之見，現在是否到了必須打破傳統學科壁壘的時刻？

郁建興：大學教育在學科設置、課程內容、教學方式和能力培養等關鍵方面，已滯后于時代發展。傳統分科造成的知識割裂、思維局限和制度壁壘，成為新興交叉學科發展的結構性瓶頸。

正如馬克思所指出：“歷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個現實的部分，是自然界生成為人這一過程的一個現實部分。自然科學將來會包括關于人的科學，正像關于人的科學包括自然科學一樣：那時將只有一種科學。”

現實世界的問題越復雜，越需要多學科合作解決。未來重大突破和創新機遇，恰恰孕育于學科交叉地帶。這說明打破學科壁壘已迫近“臨界點”。大學教育必須從以知識體系為中心的“分科教育”，轉向更加開放靈活、以能力和問題為導向的“融通教育”，實現從知識型向創新型的深刻轉變。

劉荒：“融通教育”的理念固然美好，實現跨學科實踐與個性化成長則絕非易事。大學理應成為允許失敗、容忍差異、鼓勵異想天開的“試驗田”，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構建超越“千人一面”的標準化培養體系？

郁建興：教育的重塑不是學科換個名字，或者多加幾門AI課，而是圍繞知識系統重構、師生關系再定義和評價方式根本革新的深層結構化轉型。當前教育所亟需培養的，不是光會背標準答案的學生，而是敢于質疑舊共識、提出新問題的創新者。學習的能力、適應的韌性、跨界創新的勇氣，將成為面向未來的“元能力”。這就需要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的深度協同，需要跨學科融合實踐。

以數字人文項目為例，學生不再局限于傳統的文獻查閱與理論研討，而需要學習運用編程、數據分析等新興工具。這種沉浸式的學習體驗，對學生綜合能力的錘煉，遠非傳統分科教學模式所能比擬，它生動展現了技術賦能下人文研究的廣闊前景。

與此相應，教師的角色正經歷根本性轉變——從課程知識的單向傳授者，轉變為陪伴學生成長的“數據分析師”。這意味著，教育的核心將從提供統一的“培養方案”，轉向以學生為中心、定制個性化的“成長方案”。

比如，浙江工商大學的數字治理創新班為畢業生設定了15項核心能力指標，包括邏輯分析、數字表達、倫理思辨、語言敘事等。教師借助數據分析工具，追蹤學生成長曲線，對每個學生的優勢和短板形成更直觀的認知，通過能力畫像取代單一的考試分數，為其量身定制個性化成長方案，真正實現因材施教。

劉荒：最近，普林斯頓大學格雷厄姆·伯內特教授指出，“作為人，我們的價值不是擁有答案，而是如何與問題同行。”顯然，基于AI的個性化學習會帶來真正的因材施教，但也可能在無形中“規訓”學生，導致其陷入新的標準化陷阱。教育者應如何堅守并創新人文素養的培育方式，以確保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與創造力不被“優化”的算法所淹沒？

郁建興：早在2013年，我就開始關注全球在線教育。當時，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已將課程全部上線，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則創新性地引入了游戲化分級學習機制，鼓勵學生按自身節奏“闖關升級”，核心都是踐行“以學生成長為中心”的理念，最大限度地激發學生的內驅力、參與感與積極性。

然而，隨著這些標準化、數據化工具的深度介入與廣泛應用，我也逐漸發現，在追求“千人千面”的個性化教育表象之下，是否潛藏著一種新的“數字標尺”，在悄然取代舊有模式，從而忽略了學生內心深處真正的興趣火花和難以量化的獨特潛能？

正是這種對技術與人文平衡的持續反思，讓我愈發深信：技術最終服務于人，批判性思維的培養、精準提問的能力，以及深厚的人文素養，始終是構筑高質量學習的堅固基石。

未來大學的圖景——走向“共生”的新范式

劉荒：斯諾在《兩種文化》中提出警示：當科學與人文的認知河流停止交匯，文明將退化為干涸的河床。展望未來，我們不僅要打破學科壁壘，更要重建“知識濕地”，讓文理思維如共生植物般交織生長。那么，您理想中的跨學科教育是什么模樣？

郁建興：法國著名作家福樓拜說過，科學和藝術在山腳下分手，在山頂上重逢。我們的科學、技術、人文已經分頭攀登很多年了，AI時代有可能實現重逢。所以，我一直主張現在不是文科危機，而是進入了文理融合、文理共創的新時代。

以“智慧城市治理”課程為例，學生需完成一個真實項目：理科生開發交通流量預測模型，文科生評估政策對社區的影響，藝術生設計公眾參與界面。課程模塊被拆解為“算法基礎”“社會調查方法”“用戶體驗設計”等單元，學生按需組合學習內容。

同時，可引入“雙導師制”——計算機教授指導技術實現，社會學教授帶領田野調研，企業專家提供實踐反饋。這樣，學科差異將不再是障礙，而是創新的催化劑。知識如同樂高積木，學生根據問題自由拼搭，邊界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自然消融。

劉荒：教育不僅是知識傳遞，更是情感共鳴與價值觀塑造。從個性化學習推薦到論文自動批改，AI將深度介入教學全流程，形成人機共享的教育場景。然而，如何在效率與溫度之間找到平衡點，防教育淪為“流水線生產”而失去人文溫度。

郁建興：人機協作需遵循“分工互補”原則。例如，在“科技倫理”課上，AI推送經典案例與法律條文，教師則組織角色扮演——讓學生化身法官、工程師、社區居民，辯論自動駕駛事故的責任歸屬。技術是教育的腳手架，但建造精神家園的磚瓦，始終需要人類的觀念與行動。

人機協作的學習模式，在制度設計上可設立“人機協作紅綠燈”：綠色區（AI全權處理作業批改）、黃色區（AI建議+教師審核，如學術論文初稿）、紅色區（純人類主導，如心理咨詢、畢業答辯）。據我所知，已經有大學正在試點“情緒感知系統”：當AI檢測到學生連續三晚搜索“抑郁測試”，自動觸發輔導員介入，這是一個有益的探索。

劉荒：從我們的談論可知，未來大學的物理空間與虛擬平臺將深度融合，但二者并非簡單疊加。線下校園承載著社群歸屬與文化認同，虛擬空間打破地域限制、提供無限資源。如何通過規則設計，在虛實共生的校園生態中重塑學習體驗？

郁建興：虛實共生的核心是“場景適配”。線下空間聚焦具身化學習：生物系學生在實驗室解剖青蛙，感受肌肉紋理的觸覺反饋；戲劇系在實體舞臺排練，捕捉觀眾即時的情緒共振。而虛擬場景用于拓展可能性：醫學院通過VR模擬罕見手術，建筑系在元宇宙重建圓明園，與全球學者探討修復方案。

這里面的關鍵機制在于“身份通行證”——學生在虛實場景中使用同一數字ID，虛擬項目成果可兌換學分。例如，參與“全球氣候模擬峰會”的辯論記錄，能替代傳統課堂發言評分。為防止虛擬社交稀釋現實聯結，可設計“錨點活動”：每周三下午的咖啡廳沙龍強制線下參與，討論議題同步在元宇宙展開。教育如同一個混合現實游戲，每個場景都是解鎖新能力的關卡，教師則是引導玩家（學生）平衡虛實世界的“關卡設計師”。

劉荒：全球化使知識流動加速，但標準化教育模式常與地方文化產生摩擦。一套歐洲環保技術直接移植到東南亞漁村，可能因忽視當地信仰與傳統生計方式而失效。未來大學如何構建“全球腦”與“在地心”的共生關系，讓知識在開放共享中扎根土壤？

郁建興：全球與在地的共生，始于對“知識主權”的重新定義。北歐一所大學開設的可持續設計課程中，非洲學生被要求用本土材料（如棕櫚葉、黏土）改造太陽能設備——技術原理是全球化的，但解決方案必須根植于當地生態與文化；秘魯安第斯山脈的農民將千年傳承的梯田灌溉術制成慕課，學習者若引用其智慧，區塊鏈系統會自動將收益分配給原住民社群。

這兩個事例說明，知識不再是“免費開采的礦產”，而是需要尊重的“共同遺產”。教育的終極目標，不是用一套標準丈量世界，而是讓全球智慧為在地經驗點亮燈塔，同時讓地方性知識成為重構文明版圖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