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老區煥新顏——陜西延川脫貧攻堅口述

口述人：劉景堂，1964年出生，陜西志丹人。1983年12月參加工作，1985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后任延安市延長縣縣長、延川縣委書記，延安市副市長，延安市委常委、寶塔區委書記，延安市人大常委會主任。現為陜西省人大常委會監察和司法工作委員會副主任。

訪談組：張湘姝 馬福云 王道勇 張顥婷 陳晗

日期：2024年10月15日

地點：陜西省人大常委會會客廳

扶貧的“困惑”

我在延安市志丹縣出生、長大，是土生土長的延安人。我是1983年參加工作的，2022年來西安，到省人大常委會工作。此前將近40年，我就沒有離開過延安這片土地。說起延安，大家非常熟悉，都知道這是革命圣地，卻很少有人把這里跟“貧窮”兩字聯系在一起。我們這里是黃土高原，水土流失嚴重，過去到處都是光禿禿的山峁。百姓在山溝里種點糧食，養幾只羊，一年到頭就靠這些，日子肯定不好過。

我一直在基層工作，最開始是在鄉鎮政府當干事，先后做過延安市延長縣縣長、延川縣委書記和寶塔區委書記，后來還做過延安市人大常委會主任。我從1987年開始接觸扶貧，在縣里工作時一直負責抓扶貧，縣里基本上每三五年就會定一個扶貧計劃。但說實話，那個時候的扶貧比較粗放，方法也相對簡單。當時我去村里扶貧，就是給包聯的貧困戶發錢發東西，經常遇到懶漢，蹲在墻根曬太陽，在家里等著我去送。今天補助、明天補貼，他們花完就沒了，改變不了生活現狀。后來我就很困惑，感覺扶貧像是走進了一個怪圈，領補助，花完，再接著領，接著花，最后還是受窮，國家白花錢。我就在想，這肯定不是長久之計啊，得讓他們干活，讓他們自己去創造財富。但是怎樣才能讓他們干呢？干點啥？我一直沒找到合適的辦法。跟其他貧困縣的同志們交流，他們也有同感，但誰都說不出什么好路子。

2012年3月，我開始當延川縣委書記，一直干到2015年9月。延川是革命老區縣，自然條件差，貧困體量大，是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當時產業基礎很薄弱，脫貧條件非常差，資金來源渠道單一，主要依靠財政轉移收入。拿延川縣傳統的紅棗和蘋果產業來說，紅棗是延川的特色產業，已經有4000多年的栽培歷史，是國家林業局命名的“中國紅棗之鄉”。雖然品質好，市場也認可，但是管理得不好，產量也不穩定。蘋果也有類似的問題，都是農戶自己家種個幾畝，零零散散的，還經常賣不出去，掙不了什么錢。當時，延川縣財政比較困難，保工資、保運轉壓力很大。我是縣委書記，是第一責任人，脫貧攻堅任務艱巨，還遇到了財政難題，到底該怎么干？我當時也沒底，心里很焦慮。

黨的十八大以后，黨中央在全國搞脫貧攻堅，給了很多政策，我們縣開始探索新的扶貧路子，包括移民搬遷、發展旅游、培育現代農業等等。2013年7月，延川遭受暴雨災害，不少農村受了災，房、路、農田被淹了。我們就化危為機，結合移民搬遷政策，推動移民搬遷，在文安驛鎮建了移民安置小區，還建了古鎮文化園和農業、畜牧和工業園區，這“一鎮三園”建成后，基本解決了搬遷群眾的就業問題。應該說，黨的十八大以后的兩三年時間，我們縣做了一些工作，盡力改變貧困的面貌，但是沒有從根子上解決問題。我的這種困惑一直到2015年初總書記回到延川調研，才找到答案。

總書記回延安

2015年2月13日至16日，習近平總書記來陜西考察調研。他回到了延川，回到了梁家河，還在延安開了一個座談會，親自指導我們脫貧。

陜西是習近平總書記的家鄉，也是他曾經工作生活的地方。1969年他來延川縣文安驛鎮梁家河村插隊，一待就是7年。他和鄉親們同吃同住同勞動，知道什么叫農村，知道農村最苦的生活狀態。百姓沒柴燒，他心里急，看到《人民日報》介紹四川推廣利用沼氣的報道，就不遠千里，到四川學習。學完回來，他帶著大家修沼氣池，點亮了陜北高原的第一盞沼氣燈。那個時候，他帶著村民打淤地壩、挖深水井，還辦磨坊、代銷店、縫紉社、鐵業社……想盡辦法讓百姓的日子好過些。他離開梁家河之后，還一直和村民們保持聯系，又是寫信，又是寄錢，還給梁家河村的呂侯生治病。1988年，他幫助梁家河通了電。1993年，他回村里一趟，專門來看看父老鄉親，又籌資幫助村里修了小學、過水橋。2007年、2008年、2011年、2014年，他4次給梁家河的鄉親們回信，在信中說心里非常惦念大家。我們延川人也把他當成家里人，一有他的消息，大家就傳開了，他又調到哪里工作啦，正做什么事情啊，大家都很關注。

2015年2月13日一大早，習近平總書記坐飛機到了延安，他一下飛機就轉坐汽車直奔梁家河村，去看望慰問父老鄉親。我當時作為縣委書記，一直都跟著習近平總書記一行，后面我還參加了座談會。

那天上午，我和文安驛鎮的書記，還有梁家河村的11個村民在村口的知青壩等著。大概是上午11點左右，有3輛車從遠處緩緩地駛來。但是在離壩地還有100多米的地方停了下來。總書記從第二輛車上走了下來。看見他下車，村民們就跑了過去，總書記也快步向前。隔了這么多年，總書記一個個都認得他們，立馬就叫出他們的名字：“迎兒”“春娃”“成兒”，大家又是摟肩膀，又是握手，親切得不行。說話間，彭麗媛老師也從車上下來了。總書記就用陜北方言向村民們介紹道：“這是我婆姨，今兒領回來讓大家見一見。”村民們聽了都哈哈大笑。

總書記叫住一個村民，說“張衛龐，你還沒有變”，還伸出右手“狠勁兒”地拍在他的肩上。總書記問他生活咋樣？吃些什么？有幾個娃娃？張衛龐就是一個普通的農村老漢，當年總書記在離開梁家河前將近一年時間里是在他家搭伙吃飯的。所以，張衛龐見了總書記也不怯，跟老朋友一樣，一見面就聊開了，說現在生活好了，吃的不是大米就是白面，肉不斷，一年四季都能吃上新鮮蔬菜，家里還種了十畝蘋果。總書記聽了很高興。

迎接的村民中有一些是年輕人。總書記邊跟他們握手邊向梁家河村黨支部書記石春陽說：“隨娃，還有幾個不認識，介紹一下。”石春陽一一給他介紹，當介紹到鞏保雄時，總書記問道：“你是誰家的孩子？”石春陽說：“這是會彥的兒子。”總書記點了點頭，對鞏保雄說：“你爸可是個老實人。”

到了村委會后，更多的村民擁了過來，激動地圍在總書記身邊，一步也不肯挪開。68歲的鞏政富小名叫“開伙”，習近平總書記笑著對他說：“你當年勁大，摔跤是村里最好的，不過，你可摔不過我啊。”大家聽了，歡笑一片。鞏政富眼睛有毛病，一只眼睛已經失明。總書記關切地問：“你年輕時眼睛就不好，現在咋成這樣了嘛！”這事他還記在心上，記得這么清楚，鞏政富聽了，直抹眼淚。

石春陽邊走邊向總書記介紹村里的情況，包括開展治溝造地，利用淤地壩增加耕地面積、發展農業生產等。總書記和大家一起開心地回憶當年打壩淤地的勞動場景，還問大家：“當年的壩地有沒有損毀過？”“地里栽的什么？”他仔細察看了壩地溢洪道和護壩坡，囑咐大家要加強管理和排查，雨季時要注意大壩的安全。當看到新建的梁家河小區規劃圖時，總書記問：“這樓房有多大面積？是幾室幾廳的？蓋樓的資金是從哪里來的？”石春陽回答說：總面積103平方米，有三臥一廚一廳一衛，資金由縣上結合移民搬遷、災后重建等項目整合來的。總書記聽后說：“這樣很好。”

總書記還堅持要到山上的果園去看看，走到石春陽的果園時，總書記問石春陽：“3畝能收多少錢？”“一年投入多少？”聽到一畝蘋果能收入將近1萬元時，總書記非常欣慰，轉過身對我說：“效益不錯，要好好抓下去。”我就把全縣的蘋果栽植情況向總書記作了匯報。他接著問道：“這里是不是蘋果適生區？果質好不好？”“這個地方的蘋果是什么品牌？”我告訴他，梁家河通過地膜覆蓋、滴灌等方法解決降雨不足的問題后，成為蘋果最佳優生區，這里的蘋果就是梁家河牌。總書記又問：“哪里的蘋果口感比較好？”我說，延安整體上都挺好，但我感覺梁家河的蘋果口感最好。總書記和隨行人員聽后都笑了起來。后來，他繼續問道：“梁家河靠什么收入？”“打工的人多不？”“都參加醫保了沒有？”“養老保險的標準怎么樣？孩子上學沒問題吧？”他問得很詳細，大人孩子，方方面面，都問到了。大家作了如實回答，總書記也很滿意。

中午，總書記在梁玉明家吃了頓飯。梁玉明是當年的老支書，也是他的入黨介紹人。當時吃了燉羊肉、蕎麥饸饹、油饃饃、蒸南瓜、麻湯飯、熬酸菜，都是地道的陜北農家普通飯菜。總書記和鄉親們憶苦思甜，回憶吃糠咽菜的日子，還時不時問大家，養殖業怎么樣？養牛還是養羊？吃水來源，水質如何？

石春陽邀請總書記先去參觀梁家河村史館，讓大家都能和總書記合影。從村史館出來，村里13個姓的人分批和總書記一家人合影留念。合影后，總書記在院子里講了一段話，很感人。他說：“今天能夠回來看一看，心情很激動，看到大家感到很親切。我是1969年1月份來的，那個時候我還不滿16歲，也就是說，我人生第一步邁出來就到了咱們梁家河，來這里一下子待了7年。當年我人走了，但我把心留在了這里。”他說：“我人生第一步所學到的都是在梁家河。不要小看梁家河，這是有大學問的地方。”他還說：“我在這里當了大隊黨支部書記。從那時起就下定決心，今后有條件有機會，要做一些為百姓辦好事的工作。”大家聽了也跟著激動，都鼓起了掌，不少人還流了眼淚。

臨別前，總書記與鄉親們一一握手道別。上車時，他還特別交代：“要把文安驛（鎮）的事情辦好。”

每次回到梁家河，總書記都不空手。1993年回來時，他給鄉親們帶了茶葉、鐘表等禮物。這次回來，他又自己出錢給鄉親們采辦了米、面、油、肉、春聯、年畫等年貨，村里家家都有。中午吃過飯后，總書記他們每人還付了30元的飯錢。臨走時，村里人也要回禮的，許多人家都拿了自家的土特產，要給總書記帶回去。梁玉明也準備了小米、紅棗等特產。但總書記都一一婉拒了。村民呂侯生的嫂嫂高彩梅給習近平總書記一家人做了三雙鞋墊，上面繡著“幸福好運”“常回家看看”。彭麗媛老師說這個不能要。高彩梅急得不知說什么好。彭老師見她堅持，就收下了，后面付了她200元錢。

當天的場景，每一個細節至今我都歷歷在目，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魚水情，什么叫骨肉情。這使我體會到，什么是人民立場？那就是心要永遠跟老百姓在一起。搞好脫貧攻堅，必須得有這種立場和精神狀態。

總書記脫貧“四問”

在梁家河的調研結束后，總書記馬不停蹄趕到延安。當天下午5點，他在中國延安干部學院主持召開了陜甘寧革命老區脫貧致富座談會。當天一共有陜西、甘肅、寧夏的24位市縣委書記參加會議。來的這24個人都是在原陜甘寧革命老區所屬的一些縣市工作。陜甘寧革命老區，大家都很熟悉了，它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我們黨創建的紅色革命根據地，是黨中央和紅軍長征的落腳點，也是黨帶領人民軍隊奔赴抗日前線、走向新中國的出發點。

座談會的主題是討論革命老區脫貧致富奔小康的問題。座談一開始，總書記就開門見山。他說，老區和老區人民，為我們黨領導的中國革命作出了重大犧牲和貢獻。我們要永遠珍惜、永遠銘記老區和老區人民的這些犧牲和貢獻。

總書記接著向參加會議的市縣委書記們提出4個問題：一是如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抓好縣域經濟發展？二是如何打好扶貧開發攻堅戰、加快改善老區老百姓生活？三是縣一級如何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積極作為、如何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動工作？四是如何繼承和發揚老區光榮傳統，切實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總書記說大家就圍繞這些問題講，暢所欲言，要講出自己感觸最深、最真實的想法。

當時發言的市縣委書記有6個人，除了我們延安市委書記姚引良和我，還有四位縣委書記。我們圍繞總書記提出的問題，先后作了匯報發言。我們這些縣雖然都是革命老區貧困縣，但貧困的原因不同，各自的情況也不一樣，所以發言的重點也不同。

比如說，甘肅華池縣委書記趙昌軍談到了當地加快基礎設施建設的一些困難。總書記就問：“你們縣一年財政收入有多少？”趙昌軍說：“近3億。”總書記又問：“一年總支出多少？”趙昌軍說：“大概15億。”總書記再問：“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缺口有多大？”趙昌軍說：“有20多億。”總書記回應說：“貧困地區基礎設施建設既要抓緊，又要算好投入產出賬，讓基礎設施改善產生明顯效益。”

總書記邊聽邊記，不斷插話詢問，跟大家討論交流，現場氣氛非常熱烈。有的書記回答不上來問題，總書記也會當場批評，告訴大家一定要做好調研，要了解具體情況，才能夠解決好貧困問題。座談會原本打算開一個半小時，最后開了近3個小時，一直開到將近晚上8點。

我在座談會上向總書記報告了延川縣的情況，重點是介紹“十二五”以來延川縣扶貧工作的成效，存在的困難和問題，扶貧的目標和措施。關于成效方面，我不多說了，因為都是過去時了，例如縣生產總值首次突破100億元，棗果棚畜四大主導產業已經占到農民收入的60%，開工了6個扶貧移民搬遷安置點等。反正當時已經有一些成果了，但不多，有些還沒有完成。

我還談了縣里存在的困難和問題：一是財政困難，扶貧的錢不夠用；二是特困人口主要集中在黃河沿岸土石山區，脫貧難度大；三是產業基礎薄弱，當時我們縣的紅棗產量不穩定，蘋果幼園多；四是貧困群眾多數文化程度低，無一技之長，年齡偏大，缺乏致富能力。我們對總書記講真話、講實話。這四個問題是我們仔細研究過的，是當時縣里面臨的最主要的脫貧壓力，我就一五一十都說出來了。

我匯報的縣里扶貧思路是“一戶一方、一村一策”，列了產業扶貧、移民搬遷、技能培訓、勞務輸出、發展旅游等12類舉措，希望全縣107個貧困村9877戶29143名貧困人口能夠如期整體脫貧。

最后，我還斗膽提了兩條工作建議：一是建議將延川縣納入國家連片脫貧攻堅范圍，與附近的呂梁山區享受同等政策。二是建議加大對貧困地區的一般性財政轉移支付和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力度。

我匯報工作時，總書記中途插話問了幾次。他問現在紅棗銷路怎么樣？人們買回去都有哪些吃法？我都一一作了回答。總書記要我們加強市場調研，掌握好市場行情。

聽了大家發言后，總書記作了重要講話。他的講話內容是正式公開發布的，都可以查到，具體內容我就不談了。大概的意思是：讓老區農村貧困人口盡快脫貧致富，確保老區人民同全國人民一道進入全面小康社會，是我們黨和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

總書記還為我們謀劃定位和鼓勁。他說，陜甘寧革命老區有兩個明顯優勢、一個明顯制約。第一個明顯優勢是特色資源優勢，主要是能源、特色農產品和特色文化旅游資源比較多，有很大的挖掘潛力；第二個明顯優勢是后發優勢，主要是城鎮化發展和基礎設施建設還有很大空間。一個明顯制約是生態環境整體脆弱，保護環境、涵養生態任務太艱巨。國家在陜甘寧革命老區振興規劃中將其定位為黃土高原生態文明示范區、國家重要能源化工基地、國家重點紅色旅游區、現代旱作農業示范區、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試點區。我們要在這個大的定位下，結合自然條件和資源分布，科學謀劃、合理規劃。

真正脫貧怎么干？總書記給我們提了5點要求：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加快社會事業發展，加大產業培育扶持力度，積極落實改革舉措，夯實管黨治黨基礎。我講兩點印象比較深刻的。一個是培育產業。總書記講了幾個“優先”，讓我們革命老區享受了關懷。比如，國家大型項目、重點工程、新興產業，在符合條件前提下，要優先向老區安排；發達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要優先向老區引導；國家建設用地指標，要優先滿足老區小城鎮產業聚集區建設用地需要，使老區優勢主導產業盡快成長壯大起來。他強調的一句話讓我印象尤其深刻。他說“要守住生態紅線，決不干毀祖傳家業、斷子孫后路的蠢事！”，這對我們統籌好脫貧攻堅、產業發展、生態保護，有很大的指導。第二點就是農村基層黨組織領導班子建設，他強調說，要有一支素質較好、作用突出的黨員、干部隊伍。

會后，我把總書記的指示和延川縣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進行了思考，對未來延川縣脫貧攻堅工作的方向有了信心，有了底氣。我們要用好延川縣特色農產品和特色文化旅游資源，把特色資源和產業發展緊密結合起來。我在縣委常委會上傳達學習了總書記在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讓大家用精準脫貧統攬農業農村工作全局，抓好產業扶貧，想盡辦法增加百姓的收入，讓各項政策盡快落地見效，讓老區早日脫貧。

形式主義要不得

在參加完陜甘寧革命老區脫貧致富座談會后不久，組織上安排我去中央黨校參加縣委書記培訓班，班里大多數都是來自全國各地的貧困縣縣委書記，都來自脫貧攻堅的“第一線”。大家交流了很多案例和想法，都覺得長了知識，也長了見識。

在學習期間，有一次我的發言比較大膽，引起了大家的討論。我說，以前扶貧工作中，有的領導干部提的工作要求，跟實際相差太大，一看就是坐在辦公室里想出來的，很大程度上是脫離實際的形式主義。班里有些同志不同意我的觀點，說我說得太尖刻了。我回應說，是比較尖銳，但不是尖刻。我給他們舉了一個例子：幾個月前在陜甘寧革命老區脫貧致富座談會上，我按照事先準備的材料向總書記匯報延川扶貧的目標和措施，其中一項目標是進一步加大避災移民搬遷力度。當時總書記就問我，“把群眾搬到這里，是怎么考慮的？”我說，搬遷群眾一部分到園區打工、一部分從事服務業、一部分到公益性崗位就業，后續會進一步加快農民轉移就業，包括推進工業園區、現代農業園區和旅游景區的建設。聽了我的匯報，總書記再次強調，搬遷一定要精準，一定要把搬遷群眾的就業考慮充分，不能讓老百姓沒事干。總書記強調搬遷群眾的就業問題，強調搬遷一定要精準。我還進一步談道，二十多年前，總書記還在福建工作，在考察閩寧協作的對口幫扶工作時就提出了“讓移民遷得出、穩得住、致得富”。但是，現在有的領導干部盲目對農村進行“移民搬遷”，不做前期實地調研，不了解農村生活的真實情況，就把農民居民集中到一起，建個移民搬遷區，從“山頭”搬到“城頭”，不考慮搬遷群眾能否留得下，是否有穩定就業，生活狀況怎么樣，一搬了之，任務就算完成了，既勞民又傷財，這難道不是脫離群眾的形式主義嗎？我的發言引起了班里同學們的共鳴，大家就如何在脫貧攻堅中反對形式主義這個話題又討論了很久。

易地搬遷不搞“一刀切”

總書記叮囑我們做好扶貧搬遷，我組織縣委、縣政府領導班子和相關單位負責同志開會，討論怎樣按總書記的要求做好扶貧搬遷這件事。大家集思廣益，根據我們縣的實際情況，形成了一個清晰的思路。

首先是要做到精準，不能“一刀切”。我們仔細算了算賬。先算人口賬，算工業園區、現代農業園區、旅游景區，還有縣城的經濟和公共服務能夠輻射到的區域，分別能容納多少戶群眾。我們摸排了各個旅游景區的游客數量，還有多少服務人員的缺口。再算經濟賬，一戶人家沒有50萬元是搬不下來的，如果按照之前兩萬戶的易地搬遷數量，確實需要很大一筆錢，這個錢從哪里來？接著，又進一步研究哪些人必須搬。那段時間我們到鄉鎮跑了很多次，實地調研、入戶走訪，最后定下來兩類群眾需要易地搬遷。第一類是自然條件差、吃不上飯的群眾堅決要搬，比如黃河沿岸土石山區，人均耕地太少，農業分散經營，技術落后，農田水利設施條件差，農業生產成本很高，這里的群眾必須搬。第二類是自愿搬遷、自愿進城的群眾愿搬盡搬。比如，有一些村民在城里從事第三產業，做些小批發小零售，他們本身就有搬遷的意愿。由本人申請、村委會評議并張榜公示，群眾反饋確認后，報鄉鎮政府初審并張榜公示，再報縣扶貧部門審核并張榜公示審定，確保公開、公平、公正。對于剩下的非必要且不愿搬遷的群眾，就把他們居住的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好、基礎條件改善好、公共服務保障好，幫助他們把產業搞起來。

西部地區面積大、人口少，自然條件差，扶貧搬遷就不能把老百姓搬得太分散，如果搬得太分散，后續的基礎設施配套就很難跟上，政府提供公共服務也不方便，老百姓的生產、生活就會非常難。所以綜合考慮后，我們搬遷只選了三個點：延川縣城、永坪鎮和文安驛鎮，搬遷點不撒胡椒面，不到處開花，優先考慮群眾進入城區安置，實現一次性安置到位。

咱不能讓百姓搬過來沒事兒干，得有活干，有飯吃，能穩定下來。我們就把扶貧移民搬遷與縣城、重點鎮建設、保障性住房、現代農業產業園區建設和促進農民進城就業創業相結合。比如，郭家塔移民搬遷安置小區在城鄉接合部，離縣城建材市場近，我們就利用這個區位優勢，整合了周邊村組區域生產經營資源，帶動小區周圍批發零售、住宿餐飲等行業穩步發展，搬遷群眾在家門口就業創業，務農務工兩不誤。我記得，當時有個貧困戶叫馮庭前，他家從前住在關莊鎮西洼村，位置偏遠，交通不便，務農為生，生活非常苦。看到搬遷扶貧政策，他申報了移民搬遷，由政府補貼一部分，個人出資一部分，他在文安驛安置點分配到一套80多平方米的房子，2015年8月搬進新房子。他之前在周邊地區做臨時工，年收入近萬元。2016年他意外受傷，享受到縣里的醫療優惠政策，妻子王秀蓮也在本小區當保潔員。這家人的基本生活就有了保障。

拉長農業產業鏈

從扶貧搬遷這件事上，我深深感受到，脫貧攻堅的各項工作不是獨立的，而是環環相扣、密不可分，要有系統思維。2015年下半年，組織安排我任延安市政府副市長、黨組成員，不再擔任延川縣委書記。雖然離開了延川縣，但我仍然十分惦記延川縣的脫貧攻堅工作。我之后的領導班子把脫貧攻堅工作落實得很好，成立了由縣委書記任第一組長、縣長任組長的脫貧攻堅領導小組，在國家要求的基礎上搞了“六項精準”“八個一批”，抓得很實。縣里大力實施產業扶貧，如今是紅棗、蘋果、大棚、畜牧、藥材“五大產業”并舉。同時，積極推動“八個一批”脫貧工程，有易地搬遷、生態扶貧、健康扶貧、教育扶貧、兜底保障等。

在總書記的指導下，延川縣脫貧攻堅各項工作有條不紊、環環相扣地開展著。以延川縣的特色農產品資源為例，在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后，縣委、縣政府著眼于把農產品做大做優，培育脫貧支柱產業，進一步拉長了產業鏈條。按照“塬面蘋果、沿黃紅棗、川道大棚、溝道養殖”的布局，全力推進產業扶貧項目。比如紅棗種植，最開始的時候農民普遍只種木條棗和團棗這兩個傳統品種，后來引進了新的品種狗頭棗等，發現口感更好、更受市場歡迎。相比老品種，狗頭棗個頭更大，營養價值更好。除了狗頭棗外，現在還有駿棗、蛤蟆棗。有的棗農引進技術，開始做紅棗酒，大大提高了紅棗的效益，增加了收入。此外，還有的棗農有本事，最初只管理幾十畝地，在政府的支持下，現在管理著幾千畝的棗園，這就是農場模式、大戶模式了。

還有蘋果的種植，十幾年前延川農民開始種蘋果，但怎么種主要靠農民自己琢磨。就像我之前說的，蘋果產業幼園多，管理水平低，種出來的果子大小不一，市場上賣不上價。這幾年情況開始改變了，在政府和幫扶單位支持下，果農們開始學技術，一年中光開現場會、搞培訓就有20多次，果農家家戶戶都有“土專家”，都有農業技術員。幾年來，全縣一共新建和改造蘋果園8萬多畝，品牌就慢慢打出去了，大家現在不光知道陜西有洛川蘋果，還有梁家河蘋果。

拉長延伸農業產業鏈條，主要是為了給農民謀利益。如果在農村能掙錢，其實他們也不愿意離開農村。農業并不是延川的弱勢產業，但農民賺不了錢，地頭幾毛錢，終端幾塊錢，真正的利益在終端，所以，我認為一定要重視農民作為農業發展主體的發展問題。讓農村的勞動力愿意留在農村發展，靠的是產業，靠的是把城市大市場和農村連接起來的紐帶，靠的是經營方式的轉變。在脫貧攻堅中，縣委、縣政府抓住了這個問題的核心，外引內培，做強主體，向前延伸建基地、向后推進后整理，推廣入股分紅、托管托養等，發展“一村一品、一鄉一業”專業鎮與專業村。我們延川縣的省市級現代農業園、農副產品加工園區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個園子就是讓農業生產工業化、現代化，把農民從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勞動中解放出來，讓農業的鏈條更長，農業賺的錢才能真正落到農民手里。

脫貧攻堅需要系統思維，這點在農業產業與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協同發展上也體現了出來。2015年，在我離任延川縣委書記一個月后，延安至延川高速公路通車，與包茂高速相接，打通了延川縣農產品遠銷省內外的大動脈，方便了做生意的商販，很多紅棗商販把店從延川直接開到延安。但那時，村里路況還不是很好，紅棗銷售商戶到農村收果子都要騎三輪車，一天只能跑一個村子，由于很多村子是土路，遇上下雨、下雪天就進不了村。在脫貧攻堅期間，延川縣按照“村村過硬、戶戶過硬、全面過硬”的目標要求，村村都通上了民心路，群眾有了安全住房，喝上了放心水。因為村里通上了硬化路，商戶一天可以跑不少村子，現在能收三四個村的棗，既提高了銷售商戶的效率，棗農的銷量也增加了，收入自然也就增加了。

齊刷刷過上甜美新生活

從2021年開始，我到人大系統工作。最開始是在延安市做人大常委會主任，后來又到省人大。這兩年我們經常下去巡視、督查，經常聽百姓的聲音，對于脫貧攻堅以來的發展變化感觸很深。

首先是生態。當年在陜甘寧革命老區脫貧致富座談會上，總書記一針見血指出了生態環境整體脆弱是發展的明顯制約，他強調推動陜甘寧革命老區發展，必須結合自然條件和資源分布，科學謀劃、合理規劃，在發展中要堅決守住生態紅線，讓天高云淡、草木成蔭、牛羊成群始終成為黃土高原的特色風景。到省人大后，我參與了多次環保督察，發現近兩年陜西的生態脫貧攻堅工作抓得不錯，各級黨委、政府沒有吃祖宗飯、斷子孫路。比如，我們延川縣按照“生態產業化、產業生態化”的思路，將脫貧攻堅與生態建設緊密結合，在全縣發展核桃、米槐。全面落實公益林補償和退耕還林政策補助，兌現生態公益林補償基金，受益貧困群眾達到3000多戶。當年我在延川縣，縣里要大力發展旅游業，我跟相關同志講，延川縣的旅游業發展一定要好好規劃，尤其是梁家河。后來的縣委、縣政府領導班子就很有思路和想法，緊緊依托梁家河、乾坤灣、路遙故居等景點景區，把生態建設和鄉村旅游相結合，同時輻射帶動周邊貧困村，把田園變游園、農房變客房、農副產品變旅游產品、貧困村變旅游村。城里的老百姓看到農村生態環境變好，一有假期就想回農村感受優美的自然環境，就想去體驗農村生活。我的老父親今年88歲了，我把他安頓在市里，想著方便照顧他，但他天天就想回農村。今年國慶假期，我跟他回農村待了7天，老父親每天看著綠水青山，心情愉悅，身體狀況也好了不少。所以，生態環境變好后，人們想要回歸自然、擁抱自然的一種生活狀態，也是人民群眾幸福感、獲得感提升的一種表現。

還有一個明顯的感受，就是農村醫療條件和醫療保障的巨變。以前，農村老百姓是真怕生病，生個小病只能自己硬熬，或者用農村的土辦法來治，稍微大一點的病那可就得去鎮上或縣里，來回路程不說，一家人都得跟著遭罪。這兩年，延川縣制定了政策，凡是建檔立卡貧困戶可持慢性病醫療救助卡到縣內門診、住院治療，費用全免，到縣外門診、住院治療按比例報銷，還設立了重特大病專項醫療基金。我有個遠房姑姑就是延川的貧困戶，前兩年生了一場大病，在省城醫院治療，花了二十幾萬元，最后醫保報銷了將近二十萬元，這在以前真是不敢想象。之前，我們縣一年的醫保醫療報銷也就幾百萬塊錢，只能給老百姓看個基礎病。現在縣里一年都報到一兩千萬元，大病都能報銷，老百姓的健康水平提高了，壽命也長了，因病返貧、因病致貧的根子就拔掉了。

經過脫貧攻堅，教育的提升也很大。教育扶貧能治本。我們感覺，脫貧攻堅一定要拔掉窮根兒，特別是作為西部地區的革命老區，就是要狠抓教育，要培養下一代，絕不能讓他們輸在起跑線上。我2015年在中央黨校學習，借著在北京的機會，聯系了清華大學和清華大學附中，談合作辦校的事。我們想把清華附中的優質教育資源引進革命老區，辦一所學校，讓老區的孩子也能享受到最高水平的基礎教育資源。清華大學非常支持，這件事推進得很順利，很快就建成了清華附中文安驛學校。學校的教學水平很高，清華附中會派老師來學校交流，我們這里的老師也可以到清華附中學習。這樣就讓我們革命老區的農村孩子也能上好學，能在廣袤的黃土地上體驗清華園的優質教育資源，讓延川的孩子不出家門就能享受全國高水平優質教育資源。以前，我們延川縣每年考上大學的也就百八十人，現在每年幾百人，而且上985、211的就有幾十人，簡直是天翻地覆的變化。我們之前設想的目標是延川每年能有5人考上清華北大，現在看來距離這個目標已經非常近了。

還是回到當年總書記來調研的事。開完座談會的第二天上午，習近平總書記來到延安市楊家嶺福州希望小學，看望教職工。他在擔任福州市委書記時提出開展“千家企業建千校”活動，這所希望小學就是1995年由福州市捐資興建的。離開學校前，聞訊趕來的群眾一起高聲向總書記問好。總書記走到他們面前說：“我是延安人，回來看一看，向大家拜年！”群眾也一齊大聲向總書記拜年，大家都歡聲笑語，喜氣洋洋的。在濃濃的年味中，我們延川縣老百姓滿懷信心，踏進了農歷新年，一起迎接脫貧攻堅的全新氣象。2019年5月，延川縣正式退出貧困縣序列，實現整體脫貧“摘帽”。2021年2月，延川縣委被黨中央、國務院評為“全國脫貧攻堅先進集體”。

2020年5月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談及往事，他飽含深情地說：“我們這一代人有這樣一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社會主義道路上一個也不能少，共同富裕、全面小康，大家一起走這條路。”如今，梁家河的鄉親從蘋果樹上“摘下”小康生活，吃上了“旅游飯”，齊刷刷地過上了甜美的新生活。這幾十年，黨和國家一直想著我們，各種扶貧幫助就沒斷過。黨的十八大之后，總書記領著我們終于把這個事情干成了，革命老區的百姓不受窮了，舊貌換新顏，我想這是對犧牲的先烈們最好的告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