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們最近對“中年生活”挺上頭

北京青年報訊 黃信堯新片《同學麥娜絲》未能收獲和《大佛普拉斯》一樣的好評。這似乎很合理，因為說的事就不好玩。主角是四個年近四十的中學同學，他們沒窮到《大佛》中的主角菜埔、肚財那樣，連參與生活的資格都沒收了，只能做咸濕的看客——咸濕里好做文章。《大佛普拉斯》里有一個戲劇性高潮點——行車記錄儀里的謀殺案，是一出相當精妙的佳構劇（well-made play，又譯巧湊劇）。《同學麥娜絲》則沒有這么一個高潮點，畢竟主角有四個，戲劇張力散開了，算是一種“散點透視”。用力一平均，沒有那么強烈的劇場效果，無法一直拽住觀眾的眼睛。然而，正因為它那被消減抑制的戲劇性，反倒令我想起楊德昌拍攝的關于臺北男子NJ中年危機的電影《一一》，同樣瑣屑，那么不光滑，又那么缺乏高光時刻。哦，中年人，你的名字叫晦暗嗎？

有意思的是，導演們最近都對不痛不癢的中年生活挺上頭。丹麥的托馬斯·溫特伯格聯合演員麥斯·米科爾森拍攝的《酒精計劃》，也是圍繞四個欲擺脫乏味生活的中年男人。他們用飲酒找樂，一開始的適度飲酒，給四位循規蹈矩的中學教師帶來了很大的改變，生活似乎煥發生機，課堂上也樂趣多多；但很快變成酗酒，變成失控。當大家回到從前的節奏時，其中一位無法及時調適，因而永久掉隊，自殺離場。影片最終也沒啥定論，就和《同學麥娜絲》一樣，四個伙伴離去一個，另外三個的人生應該也沒有什么不同吧？哦對了，NJ也一樣，與初戀糾纏一番，也沒有邁出那一步，還是回到家庭里。啊，這是多么沉悶的人生狀態，正像此刻在碼字的我，大概也像時不時親自闖進鏡頭里的中年黃信堯。

飛起一腳

我們不禁要問，他們究竟想拍什么？黃信堯說，“到了四十幾，我就覺得剛好又是一個重新省視自己的機會”，溫特伯格和楊德昌的兩部電影能夠找到的闡釋點也非常可觀，但對于影片藝術水準的品評非我之重點。作為一個中年人，我好奇的是，這么難挨的中年，他們一個個是怎么捱的？中年的可怕在于，你的每一層社會關系、每一種社會角色、每一類社會分工都有個非常非常具體的點位，可以騰挪的空間委實不多！為了那一點可能性，有人遲遲不婚，有人婚而不育。

比起另外兩部電影里的中年人，黃信堯鏡頭里的臺南兄弟混得更慘一點，他們并非追求個人自由的可能性而不婚。像閉結是因為照顧奶奶兼及做殯葬紙扎店的小營生，根本無力升階到生活的另一層。罐頭混得潦倒不堪，也只能執“資深宅男”這一人設到底了，這個人設的一大特征就是有個多年女神在心，并且會有難堪的邂逅。有意思的是，這些看似捆綁人的一絲絲一縷縷發散的點位，實際上反而是救贖中年人生天的途徑。

《酒精計劃》里除了失重飛出了人生軌道的湯米，別的人并非是因為有家庭要應付因而存活著，而是現實的卡擺明要人去打，而拖延了直面孤獨和虛無的時間。《一一》中的NJ也是一樣，我們在屏幕前看到并置的情感線，他和他青春期的女兒都在忙著“發情”，或者只是以為自己在“發情”。但青春的女兒可以迷醉，中年的他最終拒絕了情人，因為“其實也改變不了什么”。不是不相信，而是相信了也沒用，那種情感的擺蕩、沖擊、平復，在有具體內容要完成的中年生活里，很難提純它的欲望，穿越某些幻象。清醒如NJ這樣的人，沒有辦法說服自己僅以替換而非根治為方案去做出改變，他平靜地回家。

閉結情形不太一樣。他的死純屬戲劇性的意外，是導演安排的悲劇之死，而非中年之死，更大的作用是增添命運無常的擺弄之功。四個兄弟里，閉結最踏實，最平和，最享受而非厭棄眼前生活。在其他人對現狀不滿，要發愿成為導演（添仔）、升職加薪（電風）、抱得美人歸（罐頭），他對生活的態度是接受，接受家傳殯葬紙扎小店，接受照顧阿嬤，接受被群體忽視……他反而有了親情，有了愛情，有了對新生活的盼望。

通過閉結，導演似乎在表明，能夠在泥濘中感受到愉悅的唯一方式是接受。管它好運歹運，先不把自己太當“人”，就能處處邂逅接續的充電樁。閉結最后還是被安排了橫死的結局，坦白講這除了導演藝術上的需要，至今我還沒有找到足夠好的理由來闡釋。該怎么充分理解閉結的功能呢？作為一個不沾煙火的赤子？作為我們欲望的照妖鏡？作為理想的受害者？似

乎他的橫死只是為了讓導演能夠打破劇場規則，突破那個鏡框化的影像，在閉結葬禮上飛身出鏡踹向拉選舉票而失心瘋的添仔。這是替我們所有人的郁悶踢出的一腳，為被辜負的純真，為被虧待的善意，為認真的人的一片癡心，替這一切不清不楚不情不愿降臨到每個人頭上的命運飛起一腳，踹向每個人的心窩子。

這神來之筆不但使我放棄了追問，更使我想起中國電影史上的另一部佳作《瘋狂的代價》（1988拍攝，周曉文導演）。影片結尾，替被強奸的年幼妹妹尋仇的姐姐青青，在罪犯捉拿歸案之際，當眾飛起一腳，從幾百米高梯上把犯人踹了下去。身后的公安驚呼：“不是她踢的！快說不是你踢的，青青。”這一腳的注解，32年后黃信堯寫在了他的電影結尾里：“有時候拍電影會拍得讓人受不了，分不清是拍電影，還是真實的人生！”如果他們不替我們踹出去，那么我們不惜破滅幻象，付出撕毀生命謊言（the life lie）的代價，在這浪費一兩個小時看電影，又是為了什么？

生命謊言

易卜生在《野鴨》里寫道，“如果我們從普通人身上拿走了他的‘生命謊言’，那么我們就拿走了他的幸福。”《野鴨》里討人嫌的格瑞格斯堅持向卑微過活的雅爾馬一家說出真相，間接造成雅爾馬女兒的死。真相帶來了什么？真相重要嗎？易卜生沒有追問，但他提出了“生命謊言”這個說法——它是猜想、意愿和安慰人心的假象構成的復雜動態系統，我們的心靈乃至生理的存續都有賴于此。

在馬丁·麥克多納的名劇《枕頭人》里，有最低微、邊緣的卡圖蘭和他的智障兄弟。一天他們因為鎮上的兒童失蹤案而被捕。劇中布滿了白天做著屠宰工晚上當作家的卡圖蘭寫的小故事，那正是他驚人的“生命謊言”。《紐約時報》的劇評人本·布蘭特利認為，“《枕頭人》所宣揚的是人類原始而重要的本能，他們會發明幻想，為幻想而撒謊，用紅鯡魚作為誘餌，向真實或想象中的觀眾演奏《神曲》。對麥克多納先生來說，這種本能就像對性和食物的欲望一樣原始而充滿活力。人生短暫而殘酷，但故事很有趣。”

麥克多納將作家卡圖蘭悲傷的生活放在這樣極端的處境里，以彰顯人類不死的虛構力，那是一種“反命運”的能量，是草芥一樣的業余作家卡圖蘭反抗拋擲在他身上的階層和權力體系的“向前的夢想”——人會死，而作品不會，作品在生長。

人到中年，有時似乎對于自己是誰、去向哪里的幻夢愈發倚重了。因為周遭的坐標點太具體，反而滋長出強大的背離能量。既然每個人的“生命謊言”如此重要，那么憑什么，這些導演們要讓我們去看乏善可陳只剩自欺的中年生活呢？

《酒精計劃》里導演戳破了中學教師們依賴酒精帶來自我突破的故事，生活其實沒變，他們只是用酒精位移了一小段，帶來新的風景；《一一》里困頓的中年中產夫婦彼此內心折騰一番，貌似原封不動又回到了原點，但顯然有新質發生；《同學麥娜絲》里虛構加紀錄片方式的演繹，讓我們見證這四個臺南中年一起勉力“唬爛”（胡扯），囿于困境，掙扎不出出路的生活。這些都是每一個懷揣著“生命謊言”的人在混沌中的一點自救，我們看他們拿起，又看他們放下。雖然鏡頭以中年男性生活代入，但貼著生命體驗的視角跨越了性別，那是所有中年人的生活，獨當一面的女人同樣要面對漸行漸遠的理想和青春。濾鏡照耀自己的生活，但終歸有放下的時候，拿起和放下之間，是每個人根據生命經驗的微調。導演們懷著巨大的理解，將這些罅隙里的起伏統統攝錄。既沒有驚人的突轉，也沒有驚人的控訴，因此亦沒有得雪的真相。

雞的自由

過得不稱意的中年，該歸咎于什么？每個人都握著安慰自己的“謊言”，但是生命謊言與別的不同，它是個動態系統，它在更新呢。導演對準人生最難以虛構和抽象的時段，編織這段五味雜陳的歷程。亦有幻想，亦很寫實，亦是乏味，亦自動心。影片攝制時，處于五十歲上下的他們也都很誠實地面對著他們的中年關隘，沒有隱晦，和盤托出。這種和盤托出，甚至到了傷害可看性的地步。黃信堯和托馬斯·溫特伯格的新片均被認為遜色于前一部電影《大佛普拉斯》和《狩獵》。但也正是這種托出，顯出他們對于社會結構和權力關系反思的誠意。人生能有什么真相呢？真相還不是一地雞毛。但是真相重要嗎？只怕重要的不是真，而是像卡圖蘭一樣用藝術拓寬理解，打破對“不真”的消極劃分，才能夠使人激活生命，繼續在泥濘里尋找自己的“生命謊言”。

創作者們對于真實的態度，不是《野鴨》里格瑞格斯的粗魯輕率，也非刻意地調侃搞笑，直把中年尷尬兌現成“爆笑金句”。人生不如意？那就穿越吧，以眼前的中人之姿，打著時間的紅利，回到過去一償夙愿。但就算盡力還原舊時光，那也算不上是導演貼地的體貼，真誠也只到審美化的意淫這一步了，比如《父母愛情》——時代中的很多困境被時代差距本身輕松化解，想想《夏洛特煩惱》《你好，李煥英》，這是穿越劇的法寶也是障，是阿Q式的虛無，也恰恰最掂量導演分量。生命是那么艱難，但在我們此地近幾年的影視劇中，似乎越搞越簡單了，很難找到一塊豐厚經驗交織的“本土”。

惟令我感到不同的，是去年上映的楊荔鈉導演的《春潮》，對經歷嚴苛集體主義規訓的母親和自由主義中年女兒之間展開的角力進行精準呈現。穿越和玄幻，讓我們摸不到自己的疤痕組織。人類有永遠的犬儒精神，人類也有不死的虛構能力，那是我們永恒的“向前運動”的直覺。正是這個直覺給歷史帶來活力，令我們擁有“自由意志”的幻覺，擁有“明天”這個句法。不同于阿Q的謊言，生命謊言帶給我們反命運的力量，而不是匍匐于趙家門下的力氣。

那些好電影，一定不是格瑞格斯，亦非阿Q，那是幫助我們不停辨識，直到能夠自己去尋找“謊言”的動態裝置。它帶著我們認領哪怕最難堪的中年里最不體面的自己，傾聽里面幽微茍且的鼻息聲。《同學麥娜絲》結尾，導演旁白道，“少年時我們總是相信自己身上有雙翅膀，只要肯努力，一定可以展翅高飛。但過了四十歲，慢慢可以理解，本來我們就是一只雞。”嗯，雞也有雞的自由，中年人，行動起來，說出屬于我們自己的“生命謊言”，再在它的陪伴下，在依然自由的幻象中撲棱撲棱踹一腳。　◎王音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