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謊言

易卜生在《野鴨》里寫道，“如果我們從普通人身上拿走了他的‘生命謊言’，那么我們就拿走了他的幸福。”《野鴨》里討人嫌的格瑞格斯堅持向卑微過活的雅爾馬一家說出真相，間接造成雅爾馬女兒的死。真相帶來了什么？真相重要嗎？易卜生沒有追問，但他提出了“生命謊言”這個說法——它是猜想、意愿和安慰人心的假象構成的復雜動態(tài)系統(tǒng)，我們的心靈乃至生理的存續(xù)都有賴于此。

在馬丁·麥克多納的名劇《枕頭人》里，有最低微、邊緣的卡圖蘭和他的智障兄弟。一天他們因為鎮(zhèn)上的兒童失蹤案而被捕。劇中布滿了白天做著屠宰工晚上當作家的卡圖蘭寫的小故事，那正是他驚人的“生命謊言”。《紐約時報》的劇評人本·布蘭特利認為，“《枕頭人》所宣揚的是人類原始而重要的本能，他們會發(fā)明幻想，為幻想而撒謊，用紅鯡魚作為誘餌，向真實或想象中的觀眾演奏《神曲》。對麥克多納先生來說，這種本能就像對性和食物的欲望一樣原始而充滿活力。人生短暫而殘酷，但故事很有趣。”

麥克多納將作家卡圖蘭悲傷的生活放在這樣極端的處境里，以彰顯人類不死的虛構力，那是一種“反命運”的能量，是草芥一樣的業(yè)余作家卡圖蘭反抗拋擲在他身上的階層和權力體系的“向前的夢想”——人會死，而作品不會，作品在生長。

人到中年，有時似乎對于自己是誰、去向哪里的幻夢愈發(fā)倚重了。因為周遭的坐標點太具體，反而滋長出強大的背離能量。既然每個人的“生命謊言”如此重要，那么憑什么，這些導演們要讓我們?nèi)タ捶ι瓶申愔皇Ｗ云鄣闹心晟钅兀?/span>

《酒精計劃》里導演戳破了中學教師們依賴酒精帶來自我突破的故事，生活其實沒變，他們只是用酒精位移了一小段，帶來新的風景；《一一》里困頓的中年中產(chǎn)夫婦彼此內(nèi)心折騰一番，貌似原封不動又回到了原點，但顯然有新質(zhì)發(fā)生；《同學麥娜絲》里虛構加紀錄片方式的演繹，讓我們見證這四個臺南中年一起勉力“唬爛”（胡扯），囿于困境，掙扎不出出路的生活。這些都是每一個懷揣著“生命謊言”的人在混沌中的一點自救，我們看他們拿起，又看他們放下。雖然鏡頭以中年男性生活代入，但貼著生命體驗的視角跨越了性別，那是所有中年人的生活，獨當一面的女人同樣要面對漸行漸遠的理想和青春。濾鏡照耀自己的生活，但終歸有放下的時候，拿起和放下之間，是每個人根據(jù)生命經(jīng)驗的微調(diào)。導演們懷著巨大的理解，將這些罅隙里的起伏統(tǒng)統(tǒng)攝錄。既沒有驚人的突轉(zhuǎn)，也沒有驚人的控訴，因此亦沒有得雪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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