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延：沒有什么事比這件事更值得去聊

北京青年報訊 （記者 張嘉）曾執導《滾蛋吧，腫瘤君》和《送你一朵小紅花》的韓延導演很早就開始思考生命的意義了，他的電影也往往與“生死”密切相關。因此，當看到《人生大事》的劇本時，韓延立刻就被它所吸引，“我認為生死是終極關懷，是一個終極課題，是最基本的戲劇需求，劇本里面關于生死都是最本能、最原始的，所以，我對這一類題材尤其偏愛和敏感。”

正在熱映的《人生大事》由韓延監制，劉江江編劇并執導，朱一龍、楊恩又等主演，目前電影累計票房已突破15億，領跑今年暑期檔票房，并躋身中國影史票房前50名。

這是劉江江首次做導演，能請韓延做監制，劉江江表示獲益匪淺，他說從《人生大事》的整個制作過程來看，韓延導演是這個項目的主心骨。“他從劇本階段就介入，像指路明燈一樣。如果說主演朱一龍會七十二變，延哥則有火眼金睛。延哥從劇本階段到執行階段，一眼就能看出來問題在哪兒，或是哪兒走偏了。他作為監制，不會輕易放過我們每一個主創。有幾次我在改劇本的過程中，都覺得已經筋疲力盡了，延哥還要再踹一腳，第二天，我就又能擠出一滴油來。我特別感謝他的這種工作方式，就像影片中，朱一龍扮演的三哥身邊的老莫、小文，這些人像加速器一樣，讓三哥把最好的他拿出來。我覺得延哥的經驗和指點是無價的，適用于我以后的職業生涯。”

用輕松和溫情方式把恐懼剝離開

《人生大事》講述了殯葬師莫三妹（朱一龍 飾）在刑滿釋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殯中，遇到了孤兒武小文（楊恩又 飾），小文的出現，改變了他對職業和生活的態度。

韓延是在2021年初第一次看到《人生大事》劇本，開始聽說是殯葬題材，他還以為劇本會寫得很悲傷，結果看完劇本發現風格很輕松。“故事講的與殯葬事業、殯葬文化相關，但與我們對這行業通常的印象不一樣，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內容，不覺得沉悶。我們往往對于死亡會有一些忌諱、避而不談，但是《人生大事》的整個文本，字里行間并沒有悲情和逃避。很早之前，我也想過拍攝類似的題材，但沒有時間把想法落實，看到《人生大事》這個相對比較成熟的劇本，我覺得可以幫助導演拍出來，所以很快就決定幫助劉江江導演接著往下做。”

劉江江的老家在石家莊郊縣，爺爺和大伯都是木匠，偶爾會幫村里的人做棺材、操辦喪事，小時候他家的院子里擺滿了魚柳、桑槐、松木、柏木的各種棺材，劉江江曾回憶說：“我小時候就躺在棺材里，渾身蓋滿刨花，尤其是松木、白木，味道特別好聞，太陽一曬就在里邊睡著了，吃飯的時候，我爺爺和大伯找不著我，最后從棺材里把我拎起來一邊打一邊罵，這是我小時候很浪漫的童年回憶。”

那時候，十里八村誰家有喪事，劉江江的爺爺會去幫忙，“我們方言叫做‘大了’，事了拂衣去的那個‘了’。我跟著爺爺去葬禮，我在葬禮上看到那些很接地氣的、很生動的演出。我覺得中國人對葬禮其實是很浪漫的，我們把人活著的時候沒有實現的愿望，都用紙扎出來，然后給燒過去，寄托了豐富的情感。”

除了自己的成長經歷，劉江江后來又做了很多采訪，《人生大事》劇本就是基于這些而成。韓延說自己看劇本時就很感動，主人公三哥面對生死的態度和轉變令他印象深刻，“三哥這樣一個人物，一開始吊兒郎當，沒有把干殯葬師當回事，后來他對職業和生死都有感悟。這個過程很生動，我感覺跟著人物一起在生活中走了一遭，讓我對于生死這段旅程有了更深的了解。”

韓延說自己是悲觀主義者，所以如果他生病，就會像《送你一朵小紅花》中的韋一航一樣，“肯定特別頹”，也正因此，他才會被熊頓、馬小遠這樣樂觀積極的狀態吸引，“這是我身上特別缺的一個東西，所以，我在電影里想把積極的生活態度，表達給觀眾，也表達給自己，鼓勵自己。我覺得這也是一種互補，如果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可能也不會去拍這種題材。對于我而言，我需要這種題材來告訴我活著的一些動力或者道理，正是因為我需要。”

也因此，韓延喜歡《人生大事》中樂觀看待生死的豁達態度 ，他說：“每個人其實都要面對死亡，《人生大事》里不害怕出現這樣的情景，那是鮮活的生命在離開，而不是晦氣迷信的說法。《人生大事》用輕松和溫情方式把恐懼剝離開，直面生命的逝去，所以將其拍出來這件事很值得我們去挑戰。”

在電影中努力展現真誠

三哥和小文的對手戲貢獻了影片大半的淚點和笑點，韓延在看劇本時就很喜歡這兩個人物，“兩個人從陌生到類似父女情的過程很觸動我，這兩個人仿佛都是家庭里的多余人，三哥是因為哥哥的離開才有了他，他心里面一直有一個結，覺得自己是備胎，是個多余的人。小文因為外婆去世，全世界都拋棄了她。兩個被拋棄的人在一塊兒完成了這個旅程，相互改變，建立情感，這也是讓我非常感動的點。”

影片中，三哥像孫悟空，小文像哪吒，所以，三哥家里面有孫悟空元素的臺燈，他手上還有緊箍咒手鐲，小文的發型和紅纓槍都是小哪吒的狀態。韓延解讀說：“我們都知道《西游記》里哪吒大戰孫悟空的故事，所以，影片想暗示觀眾，他倆從一開始的針鋒相對到慢慢的相濡以沫。其實三哥和小文、孫悟空和哪吒的共同點是他們都不知道自己是從哪來的。三哥有自己的原生家庭問題，與他父親較勁；小文就沒有見過父母，跟著外婆長大，而外婆在影片一開篇就去世了。沒有出處的兩個人，都像石頭縫里蹦出來的，很孤獨的狀態。兩個人能夠相互理解、相互認知彼此心境是很天然的事。三哥每天都在面對陌生人，更多的是陌生的死人，那些陌生人已經沒有呼吸了，等著三哥入殮。小文突然的出現，攪亂了三哥的生活，這種關系夾雜著一層你該怎么對待身邊的陌生人的態度。”

三哥和父親老莫關系不好，老莫是老手藝人，一輩子干喪葬，他把事業交給三哥，在三哥不理解的時候還一直堅持引導他往這條路上走，這對父子從一開始的仇視，到后來也彼此理解。

韓延在《送你一朵小紅花》中也涉及了父子關系，對于中國式家庭里的父子關系，韓延表示：“據我所知，無論是我還是我的朋友，父親和兒子之間永遠像隔著一層。大部分兒子和父親都交流不多、溝通不夠，好像我們都很了解彼此，但什么話都不說透。三哥和老莫就是這樣的關系，就要別扭著，大家都不愿找一個機會說明白，都不愿意面對真實的情感。”

也正因此，韓延希望在電影中展現真誠，希望觀眾可以從這份真誠中有所收獲，去重新看待自己與家人、朋友之間的關系。“無論是三哥跟小文的情感、三哥跟父親的情感、三哥自己的成長歷程，情感都很真誠，沒有去粉飾、夸張這個職業，也沒有做很多戲劇性的放大，我們很真誠地記錄了從事喪葬行業的、看似不靠譜的一個青年人的一段生活。這是我們在拍攝中一直貫徹的準則。”

孩童的視角為冰冷的死亡增添了溫度

《人生大事》中有這樣一個情節：三哥在操辦一位小女孩的后事時，意外被小文在骨灰盒上涂鴉作畫，三哥本以為會遭到喪屬的責怪，卻沒想到他們反而鞠躬感謝。小女孩的母親說：“看得出你們的用心，我女兒最喜歡畫畫。”道出了小文作為同齡人送上的心意，也讓三哥錯愕不已。小文的孩童視角為冰冷的死亡增添了溫度，戳中了無數觀眾淚點的同時，也打破了大家對于殯葬行業的刻板印象。

對于從小孩的視角看待死亡，韓延表示，是因為他們想有個反差。通常，父母都會教育孩子不要碰死人東西，因為晦氣，吃飯不要插筷子等等，“我們成人已經接觸過那樣的教育，所以，是世俗的，看到三哥這樣的人就會覺得他每天在跟死人打交道，在死人身上摸來摸去、給死人化妝，就覺得晦氣，這是主觀意識給我們帶來的。但小文沒有，她是個孩子，不知道死亡是怎么回事，跟她說人死后變成星星，她會信，因為她是單純善良的。我們已經被文化中的忌諱熏陶過，所以，我們就會對這些事帶有偏見，對殯葬師這類人有偏見，甚至有一些避諱。小文能跟世俗的人形成對比，這些對比能給三哥重新找到自己定位的信心、可能性。”

三哥告訴小文，她的外婆變成了天上的星星，而他們就是種星星的人。將殯葬師形容為“種星星的人”令人淚目，韓延說當劉江江導演提出“種星星的人”時，他很有親切感，也喚醒了懵懂時期的自己對于死亡的認知，“江江導演也聊到，人生的一頭一尾都需要別人照顧，出生需要人照顧，離開需要人照顧，去世時候是由陌生人送走你，穿上最后一套衣服、化上妝，所以，做殯葬行業的人很偉大。”

對于扮演小文的小朋友楊恩又的表現，韓延以“逆天的表演”來形容，“她的每一次表演都很驚喜，成年人無法揣測小孩怎么演戲，她演出來的所有的點都令人驚喜。她和三哥分別那場戲，在出租車拍著窗戶喊爸爸，沒有人教她，是她自己喊的。這種點很多，她能進入這個角色，不是在演，她能夠理解小文，進入小文這個角色。我們邊拍邊覺得她無可挑剔。我們都不是孩子，我們對孩子的表演都是靠想象，你不能說孩子演得不對。又又的表現是好和準確，是孩子的本能下的準確，她是我碰到過的最好的小演員。”

三哥這個角色對朱一龍來說挑戰不小，韓延說在做完朱一龍的造型后，他就覺得很像他腦海中想象的三哥，“三哥在影片中第一次露面，是在車上跟前女友發微信，下了車提著鞋吊兒郎當往里走。在那場戲之后，我就沒有叫過他朱一龍，都叫他三哥，劇組人也都叫他三哥。那場戲他一下就融入到市井氣氛里，找到了煙火氣的感覺。”韓延稱贊朱一龍很熱愛表演，而且愛思考，“拍戲期間我們交流了很多關于表演的東西，他心里面也會給自己提非常高的要求。要求之高都不是把角色完成演好，他在追求演員下意識的東西，追求那些高級的東西。合作之后感覺他的表演越來越成熟。”

所有受的傷在生死面前都是擦傷

監制《人生大事》，也讓韓延收獲了很多關于死亡的新的認知。“我印象特別深，我們拍第一場戲入殮的時候，三哥在床上開始給老太太入殮，現場一片嘈雜，隨著鏡頭開始，所有人肅然起敬，前面還是挺不正經的三哥， 那一刻突然覺得他的工作很神圣。后面三哥抬著棺材往外走的時候，我們沒有給群演講戲講得那么清楚，沒說‘這是誰死了，你們跟他什么關系’，我們都沒有設定，但是當演員抬著靈柩往外走的時候，群演的眼睛都是紅的。”

這場戲讓韓延感覺到中國人天生對死亡有敬意，“那一刻我覺得拍這部片非常值得，我們拍這部電影講了三哥這樣一個殯葬師，讓更多人了解這個職業的內容，之前很多人排斥他們，我們的情節里也有，三哥前女友一直說你是干那行的，很多人不愿意說出他的職業，旁邊的人則說他吃死人飯，這種惡言惡語伴隨他的成長，對他心靈有很大的沖擊。我也相信，在現實中從事這個行業的人也會有這種處境，我們用這部電影把他們的生活展開了，其實他們是我們應該去記錄的一批人。”

韓延表示，《人生大事》不是從題材上去獵奇，“不是因為這個題材稀缺才去拍的，是因為這個題材更適合承載我們對于生死的思考，喪葬只是一個符號和把手，劇情才是承載我們想表達的內容的核心。”

韓延對生老病死這類主題有一種敏感和偏愛， “沒有什么事比這件事更值得去聊，每個人都避免不了會有那么一天。” 因為拍攝《人生大事》，他和導演劉江江聊了很多關于生死的問題，聽劉江江講述他少時的故事， “我體驗了很多他的人生，他對生死的看法對我是一種沖擊和補充。”

韓延希望通過《人生大事》這部電影能喚起大家對于死亡新的思考，“既然這件事避免不了，就不要回避，今后能更多尊重死亡，尊重這個行業的人。”

監制了《人生大事》，韓延說對于他而言，最直觀的意義就是，“我想做一個跟喪葬有關作品的心愿了卻了。我很早就在籌劃這件事，碰到江江寫了劇本，我們一起做了這件事，心愿和表達上的欲望被滿足了。”

拍攝這部電影對韓延的另一個意義，是讓他每天都在揣摩 “人生除死無大事”，揣摩生死的玄機和端倪。“這個片名很好地解釋了我們電影的生死觀，一般的人生大事都是好事，比如金榜題名、洞房花燭。有一句話說‘所有受的傷在生死面前都是擦傷’，這句話其實也是‘人生除死無大事’。我們把死當成大事是因為我們正視死亡，表達的主題是死亡，這件事大家都避免不了，再怎么避諱、嫌人家吃死人飯、多么不齒這個行業，都避不開死亡這件事。我們要把死亡當成大事看，也要當成正常的事去看。”

韓延認為好電影不僅是給人以娛樂， “不說讓我心靈上受到震撼吧，也要能稍微帶給我一些思考和一些感受，哪怕是心理上非常小的波動。我們拍電影或者其他文藝創作，都需要給受眾以精神上的慰藉和治愈。《人生大事》除了讓我們直面死亡，主題也有珍惜當下的意思，人生不易，但更要好好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