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我獨尊,美國是國際秩序“破壞王”

在強大實力支撐下,“美國例外論”成為其肆意踐踏國際關系的“理論依據”。尤其自二戰結束以來,美國一直視自己為“民主資本主義”生活方式和建立在“自由主義價值觀”基礎上的國際體系的主要捍衛者。美國時時要求別國遵守“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自己卻唯我獨尊,將私利凌駕于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之上,凌駕于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之上。

盡管美國主導建立了戰后一整套關于世界政治經濟的國際制度和規則,但美國對此的態度一直是合則用、不合則棄,動輒“退群毀約”。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拒絕批準或單方面退出《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聯合國反對種族主義大會、《京都議定書》等多個國際組織或協議。特朗普政府“退群毀約”尤其嚴重,執政4年內退出了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中導條約》等十余個國際組織或協議。美國還獨家反對《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核查議定書談判,妨礙國際社會對各國生物活動進行核查的努力,成為生物軍控進程的絆腳石。

英國牛津大學2003年出版的《美國霸權與國際組織》一書概括說:“美國的多邊合作,主要取決于美國國內在多大程度上認為這些多邊組織是促進美國目標有效達成的合適工具。”美國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羅伯特·卡根在2012年出版的《美國締造的世界》一書中也指出:“美國人說他們希望國際體系保持穩定,但他們常常是穩定的最大阻礙。他們贊揚國際法和國際制度的優點,隨后又毫不猶豫地違反和無視它們。”

美國一方面頻頻退出不合己意的“群”,另一方面嚴厲懲罰任何敢于挑戰美國的“群”。2020年,特朗普政府宣布對參與調查美方在阿富汗戰爭中行為的國際刑事法院官員實施經濟制裁和入境限制。此舉比美國歷史上拒絕承認和執行國際法院裁決結果或拒絕配合國際法院調查的行為又進了一步。這一事件再次表明,如果不能“公器私用”,美國寧可毀掉“公器”。

拜登政府上臺后,雖然重返了一些國際組織或協議,但這也是為了服務其戰略布局。對于《開放天空條約》等被認為有損美國利益的協議,拜登政府仍然延續“退群毀約”的做法。盡管反復高調宣稱“美國回來了”,但拜登政府實質上并沒有放棄“美國優先”,而是推進“有選擇的多邊主義”,這被歐洲媒體稱為“美國優先2.0版”。

事實上,只要不符合美國的利益和意圖,不管是對手還是盟友,美國都從不心慈手軟。近幾年,美國一直要求北約及亞洲盟國增加軍費開支,并增加支付給美國駐軍的“保護費”。就在拜登今年6月歐洲之行前夕,美國被曝光監聽歐洲盟國政要。這是2013年“棱鏡門”事件后又一起美國監聽丑聞。這再度表明,美國長期在全球實施大規模網絡監控和網絡攻擊,已經成為全球網絡安全的最大威脅,是名副其實的“黑客帝國”。

新冠疫情則如一面照妖鏡,讓“美國優先”的丑態無處遁形。疫情暴發后,美國大搞單邊主義,截留他國抗疫物資,禁止本國醫療物資出口,買斷可能用于治療新冠肺炎的藥物產能……一系列自私行為令世界瞠目,對國際抗疫合作造成嚴重損害。而對于全球抗疫的重要希望——疫苗,美國極力奉行“疫苗民族主義”,自疫苗尚處于臨床試驗階段就開始搶訂、搶購,將一些不發達國家和地區推入“無苗可種”的絕望境地。

美國還在疫苗問題上夾帶“政治私貨”。例如,西班牙《世界報》網站文章評論說,美國政府同意向墨西哥“出借”疫苗,目的是換取墨西哥加強對其與危地馬拉邊境非法移民的控制。美國《外交政策》雜志網站刊文說:“拜登政府仍在以有損世界其他國家利益的方式追求美國利益。”

更令人擔憂的是,美國在全球多地秘密建立生物實驗室,開展生物軍事化活動,德特里克堡基地與新冠病毒傳播之間的疑云至今未解。美國政府不僅對自身諸多疑點閉口不談,對本國干擾全球抗疫的行為選擇性忽視,還變本加厲地借疫情污名化、將病毒標簽化,在新冠病毒溯源問題上大搞政治操弄,企圖綁架世界衛生組織,實施將矛頭對準中國的所謂“第二階段溯源計劃”,引發國際人士的擔憂與批評。

美國生態健康聯盟中國和東南亞科學與政策顧問、流行病學家休姆·菲爾德認為,美方行為“只會激起懷疑與不信任,從根本上破壞抗擊新冠病毒、戰勝這場疫情所需要的全球共同努力”。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刁大明指出,在如今世界遭遇變異新冠病毒再度沖擊的危急關頭,病毒溯源的政治化極大損害了世衛組織的協調角色。美國試圖脅迫世衛組織,使之淪為政治化的“霸權工具”,這將導致全球抗疫合作的失序與混亂,拖累的不僅僅是抗疫工作,更是全人類的共同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