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殺父之仇”為何變成父愛神話

于是，在小說版《刺殺小說家》中，雙雪濤采取了一個非常村上春樹的進入方式——為了湊錢去北極，看北極熊，作為昔日的銀行職員的“我”去應聘特殊情況處理師（其實就是殺手），在被接待的律師尊為“前臺金融家”（就是銀行柜員）后，稀里糊涂地接受了任務。

雙雪濤用那么長的篇幅去寫那個無聊的應聘過程，是在反諷現代人故作理性的無聊，他用這種方式，將讀者帶入極具真實感的荒誕氛圍中。畢竟，大多數現代人都經歷過這種無聊的過程——上學時，老師說好好學習就會擁有美好的未來；工作后，部門領導說努力就能多賺錢，成為成功者；終于負責一個部門了，老板說只要業績好，可以給股份……從結果看，大多數人度過的依然是普通人生，但人人都覺得自己算“中等偏上”。

在小說中，“殺小說家”與“復仇”是兩個平行故事，都不以真實取勝。雙雪濤的真實目的，是在用小說來探索一種可能：重建《干將與莫邪》與當代人的關聯。

作為被分籠飼養的新人類，我們是否還有被《干將與莫邪》打動的可能？我們是否還能從自己的文化根脈中，獲得滋養？

于是，“報殺父之仇”的母題被淡化了，雙雪濤將它改寫成父愛神話。紅衣人消滅赤發鬼，是為尋找失去的女兒小橘子，至于久藏（相當于《鑄劍》中的眉間尺）的心中，其實對赤發鬼并無太多仇恨，只因發著惡臭的、瀕死的母親的囑托，使他不得不去復仇。這個“紅衣人”并不陌生，在魯迅的《鑄劍》中是以“黑衣人”的身份出場，隱喻著時代精神。

這是一部很難影視化的小說

早就聽說《刺殺小說家》將影視化，卻一直不太相信這是事實。畢竟，這種對世界運轉底層邏輯的深入思考，該如何用影視語言來表達呢？

首先，影視語言需要故事，而故事本身就有反真實的一面。絕大多數人生不是故事，不具備嚴格意義上的發生、發展、高潮和結尾，生活由細節構成，很少是情節。人類試圖“概括”與“拔高”生活，很可能是一種狂妄——用一套虛假的、無法實證的邏輯，將集體幻覺合法化。可問題是，影視畢竟是高度商業化的產物，不用故事這種歪曲生活的常用手段，它又能怎樣去娛樂觀眾呢？

其次，奇幻的場景不易給觀眾以真實感。在原著中，有較多奇幻描寫，但小說的畫面感是為主題服務的，與影視的畫面感有巨大隔閡，《爵跡》《九層妖塔》等奇幻電影的特效也很精心，卻給觀眾留下“為奇幻而奇幻”之感。畢竟奇幻與現實之間有隔閡，只靠畫面，說服力不足，影響了觀眾代入感。

其三，原著的目的不是講故事，而是用故事來表達作者對后現代的認識，其內核非文字難以傳達，而圖像可傳達的故事部分，在原著中不僅不完整，且缺乏邏輯性。在小說中，雙雪濤采取了“小徑分岔的花園”式寫法，并不是依照“情節”的需要來結構，而是呈現出高度的開放性，人物行為、事件流向如此不確定，這種非典型、多元敘述恰好違反了戲劇所強調的統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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