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殺父之仇”為何變成父愛神話 于是,在小說版《刺殺小說家》中,雙雪濤采取了一個非常村上春樹的進入方式——為了湊錢去北極,看北極熊,作為昔日的銀行職員的“我”去應聘特殊情況處理師(其實就是殺手),在被接待的律師尊為“前臺金融家”(就是銀行柜員)后,稀里糊涂地接受了任務。 雙雪濤用那么長的篇幅去寫那個無聊的應聘過程,是在反諷現代人故作理性的無聊,他用這種方式,將讀者帶入極具真實感的荒誕氛圍中。畢竟,大多數現代人都經歷過這種無聊的過程——上學時,老師說好好學習就會擁有美好的未來;工作后,部門領導說努力就能多賺錢,成為成功者;終于負責一個部門了,老板說只要業績好,可以給股份……從結果看,大多數人度過的依然是普通人生,但人人都覺得自己算“中等偏上”。 在小說中,“殺小說家”與“復仇”是兩個平行故事,都不以真實取勝。雙雪濤的真實目的,是在用小說來探索一種可能:重建《干將與莫邪》與當代人的關聯。 作為被分籠飼養的新人類,我們是否還有被《干將與莫邪》打動的可能?我們是否還能從自己的文化根脈中,獲得滋養? 于是,“報殺父之仇”的母題被淡化了,雙雪濤將它改寫成父愛神話。紅衣人消滅赤發鬼,是為尋找失去的女兒小橘子,至于久藏(相當于《鑄劍》中的眉間尺)的心中,其實對赤發鬼并無太多仇恨,只因發著惡臭的、瀕死的母親的囑托,使他不得不去復仇。這個“紅衣人”并不陌生,在魯迅的《鑄劍》中是以“黑衣人”的身份出場,隱喻著時代精神。 這是一部很難影視化的小說 早就聽說《刺殺小說家》將影視化,卻一直不太相信這是事實。畢竟,這種對世界運轉底層邏輯的深入思考,該如何用影視語言來表達呢? 首先,影視語言需要故事,而故事本身就有反真實的一面。絕大多數人生不是故事,不具備嚴格意義上的發生、發展、高潮和結尾,生活由細節構成,很少是情節。人類試圖“概括”與“拔高”生活,很可能是一種狂妄——用一套虛假的、無法實證的邏輯,將集體幻覺合法化。可問題是,影視畢竟是高度商業化的產物,不用故事這種歪曲生活的常用手段,它又能怎樣去娛樂觀眾呢? 其次,奇幻的場景不易給觀眾以真實感。在原著中,有較多奇幻描寫,但小說的畫面感是為主題服務的,與影視的畫面感有巨大隔閡,《爵跡》《九層妖塔》等奇幻電影的特效也很精心,卻給觀眾留下“為奇幻而奇幻”之感。畢竟奇幻與現實之間有隔閡,只靠畫面,說服力不足,影響了觀眾代入感。 其三,原著的目的不是講故事,而是用故事來表達作者對后現代的認識,其內核非文字難以傳達,而圖像可傳達的故事部分,在原著中不僅不完整,且缺乏邏輯性。在小說中,雙雪濤采取了“小徑分岔的花園”式寫法,并不是依照“情節”的需要來結構,而是呈現出高度的開放性,人物行為、事件流向如此不確定,這種非典型、多元敘述恰好違反了戲劇所強調的統一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