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報訊 我從看臺上站起來,和小說家握了手,走下了看臺。那群烏鴉落在煙囪上面,站在煙囪的沿上,把那沿都站滿了。它們怎么知道煙囪不冒煙了呢?它們在看著誰呢? 我向著自己的方向一直走過去,不管煙囪上的烏鴉是不是在看我。 這是雙雪濤在小說版《刺殺小說家》中寫下的話。 在原著中,刺客(即“我”)是用異常平靜的方式,與小說家分的手。他不像電影版中的關寧(雷佳音飾),有擲物必中的“超能力”,而小說家對現實生活的影響,也遠沒有電影中那么夸張。 從某種意義上看,這篇3萬字左右的中篇小說是《干將與莫邪》的仿寫,體現了后現代人的迷惘與困惑。從文本看,原著帶有鮮明的后現代風格,幾乎無法用影視語言呈現。 這就是為什么,電影版《刺殺小說家》會讓人感到如此驚艷、如此震驚。不論它與原著的主題偏離有多遠,仍可稱是中國奇幻電影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這個復仇的故事,中國人講了兩千多年 《干將與莫邪》的故事最早出自漢朝劉向的《列士傳》和《孝子傳》,后經晉人干寶改寫,收入《搜神記》。此后該故事傳承不衰,當代文學中最著名的改寫本,應是魯迅先生的《鑄劍》。 故事傳承的背后,隱藏著民族精神的變遷史。 在劉向眼中,這是一個關于孝的故事,而孝是世間基本大法,只有通過行孝,個體才擁有了生存的合法性。劉向對復仇者赤的刻畫極簡,因其性格如何,對結局無直接影響。 在干寶筆下,復仇者赤的形象突然變得生動起來,特別是加入刺客“已然諾”的慷慨,以及赤的身后哀榮,體現出晉人對個人意志、自我成長的關注。 到魯迅時,赤(改名為眉間尺)更接近現代人,擁有獨立人格,他的性格、勇氣、自我犧牲等,都是主動選擇的結果,魯迅試圖呈現出被長期遮蔽的民族精神——血性、尚勇、豪邁、信任……以為時代尋找解藥。 可這一切,到雙雪濤手中,突然成了陌生之物。 雙雪濤寫過很多艷粉街故事,那是衰落的老工業區化身。隨著城市拆遷改造的步伐,童年、熟悉的環境、父輩的傳說等紛紛消散,短短20年,伴隨個體成長,世界突然變成他者。曾經因熟悉而篤信的一切,已經煙消云散,讓人懷疑:它們真的存在過嗎?我真的存在過嗎? 作為生活在鋼筋水泥叢林中的子民,我們連鄰居是誰都不太清楚,那么,我們又如何相信《干將與莫邪》是真實的呢?當它日漸消退為一個網絡故事,且遠不如其他網絡故事那么刺激與傳奇時,我們又如何從中獲得養分? 故事的生命來自講述,講述的空間消失了,故事的生命也將終結。如果歷史與個體成長無關,它就不再被承認為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