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8月5日電　題：烽火里的信仰之光

董博婷、孫留馨

在全國各地的檔案館中，珍藏著許多抗戰烈士的家書。寫下這些家書時，他們均身處那仿佛沒有盡頭的長夜，不知道當勝利到來之時，自己是活著還是已死去。

他們將信仰的火種揣在心間、落于信箋，給家人親朋，給億萬萬受苦受難的同胞帶來光明和溫暖。

“赴湯蹈刃，死不旋踵”

“因而第二次發顏（炎）內面又化膿，前天又作第三次的開刀，到今天止又是四日未眠……”

1943年初夏，在抗擊日寇的一場惡戰之后，身負重傷的冀南第七軍分區政治委員兼第七地委書記肖永智給妻子魏敏寫下一封家書，直言自己“在以共產黨員的精神在克服著敵人給予我的痛苦”。

“為著革命的事業流灑鮮血是每一個真正革命戰士的天職，革命的勝利沒有無數的戰士為著他英勇無比的，勝利的取得是不可能的……”字里行間，盡是這位鋼鐵戰士的錚錚鐵骨。

數月后，部隊在山東清平縣陳官營（今屬山東臨清市）遭日軍突襲，肖永智在突圍時英勇犧牲，時年28歲。

長生口戰斗、神頭嶺戰斗、響堂鋪戰斗、晉東南反“九路圍攻”、百團大戰、冀南地區反“掃蕩”作戰……這些戰役的前線陣地上，都曾有他剛毅的身影。

在殘酷的戰火中，他書寫對信仰的執著——

“一個真正的革命戰士，如果他沒有‘赴湯蹈刃，死不旋踵’的崇高犧牲精神，也孰不能為一個好的戰士，因為革命絕不是快意高談，而是偉大艱苦的實際行動。”

“我自信也是同路人的一個”

1937年秋風蕭瑟的時節，國民革命軍陸軍第41軍122師參謀長趙渭濱，在山西太原的一個小房間里給剛考上學的長子寫下一封家書。

他在信中記敘了一路走來紅軍同百姓的魚水情深，堅定地告訴孩子：“未來的成功，未來的抗戰，恐怕還是要靠共產黨吧！……我自信對于共產黨，至少是同情的！就是列寧說的同路人，我自信也是同路人的一個！”

他對兒子的未來滿懷希望：“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能夠當一個優良的技師！能夠在社會主義國家中服務！”

他對自己的未來也有冷靜的預期：“我的安危，我自己曉得。這么多人都犧牲得，我又怕甚么？”

家書發出5個月后，趙渭濱所在的師于山東滕縣全軍盡沒，那是臺兒莊戰役的開始。

“能夠在復興民族恢復失地的工作上作最大的努力，最大的貢獻！”這是趙渭濱在家書中對親人的勉勵，也是對后來者的期許。

“我在死前一分鐘，都要為無產階級工作”

“臨捕時以手槍向敵射擊，彈盡將槍埋藏后拼命北跑，敵有騎兵追上被捉。我高呼中華民族解放萬歲，并向敵偽講演……”在一封致胞兄的絕筆家書中，身處日偽監獄的中共代縣縣委宣傳部副部長兼城關區委書記金方昌這樣驕傲地講述。

那年，他19歲。

在獄中，他被敵人砍掉一只胳膊、挖去一只眼睛。極端的痛苦中，他只覺得：“我在牢獄是向這些罪人工作著，我沒有想過我再會活，也決不會活，我只有死。不過我在死前一分鐘，都要為無產階級工作。”

他在信中向哥哥提出兩個遺愿：第一，是希望他們能堅決為無產階級革命奮斗到最后勝利的時候；第二，是要求他們把弟弟、侄子們都培養成無產階級的革命戰士。

第二天走出牢房前，金方昌蘸著自己的血，在監獄的墻壁上寫下了不屈的詩句——

“嚴刑利誘奈我何，頷首流淚非丈夫。”

山河銘記英烈不朽

1943年8月，在江蘇省六合縣，為保衛農民秋收，新四軍連長程雄帶領戰士與日寇英勇作戰，壯烈犧牲時，年僅24歲。

犧牲前，程雄曾在給父母的一封家書中寫道：“兒這次為了民族，為了階級，為了可愛的家鄉，為了骨肉相連的弟妹，求得生存和幸福，兒不得不來信辭別雙親大人……”

1938年盛夏，“白衣戰士”羅錦文在給弟弟的家書中這樣剖白：“是為國家民族，是為了民族之生存，為全國土地之完整，為世界爭和平而來堅持抗戰，所以是有意義的。”

辭去西安廣仁醫院副院長職務，羅錦文執意組織救護隊到前線去。炮火中，他日以繼夜、積勞成疾。

1939年10月12日，在為傷員趕做手術中途，羅錦文幾次昏厥，醒來后又繼續工作，最后終于昏倒在手術臺邊，經搶救無效，以身殉職，時年25歲。

…………

萬里山河，無處不是抗戰英烈以血肉筑起的長城。

信仰的火種穿越黑暗，照亮泛黃的家書，照亮祖國大地，揭示了一個民族“向死而生”的精神密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