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底日本研修生制度：白干活加班多 討薪路漫漫

2017年3月，在當地支援團體的調解下，用工單位支付了邱玉花和余洪秀每人50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30萬元。但律師發現，在邱玉花和余洪秀的勞動合同中，約定的三四百日元時薪，是當地最低時薪標準的大約一半，這違反了日本勞動法的最低時薪要求。

盡管明顯違法，但對于像研修生這樣的日本社會制度的頑疾，日本的勞動監督機構也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石原縫制服裝廠社長石原幸史：如果沒人去告發，勞動監督署不會調查。雖然有時他們接到舉報電話或聽到傳言，會派人過來看一下。我個人認為，他們就算知道情況，但只要沒出問題，就不會去追究。

最終，用工單位以當地最低時薪標準，確認邱玉花、余洪秀的3年工資總額為每人1100多萬日元(約合人民幣70萬元)，也就是說還分別拖欠每人600多萬日元。

不過，他們要拿到全部工資，卻又有新問題，因為這家服裝廠正計劃實施破產。

央視記者何欣蕾：盡管存在拖欠工資、過度勞動等等問題，但是勞動者對較高報酬的自發追求，一直為技能實習生制度提供著動力。然而這不能也不應成為日本政府與用工單位，對相關問題回避或忽視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