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為祖國澎湃——追記海歸戰略科學家黃大年

“拼命黃郎”——“我是活一天賺一天，哪天倒下，就地掩埋”

黃大年辦公室。茶幾上一盆淡黃色的菊花，幽幽地開著。沙發靠門一塊白板上各種公式和圖形，定格了主人當時的學術思考。

墻面上一張巨大的表格吸引了我們，它覆蓋整面墻甚至一直延展到天花板——這是黃大年2016年的日程表，密密麻麻：

赴西北地區指導地方科技建設；到發達地區指導經濟轉型；省內部分地區調研地方產業轉型；“千人計劃”和教育部“長江學者獎勵計劃”評審……

回國７年，黃大年三分之一的時間都在出差。他出差有個獨特的習慣，常常訂夜里的航班。

“白天開會、洽談、輔導學生，到了晚上別人都休息了，他就坐午夜航班去出差，即使在飛機上，他還在改PPT，因此人送綽號‘拼命黃郎’。”

“拼命黃郎”的一天大多是這樣度過的：

早起，冷水洗臉，一大杯黑咖啡，轉頭埋在小山似的資料中。

中午，大家去食堂，他盯著電腦喊一聲：“兩個烤苞米。”沒有烤苞米，他就從書包里掏出兩片皺巴巴的面包。

下午，辦公室門口排起長隊，校內外的科研機構和專家學者找他請教。

半夜，他不出差就加班，有時還會和一些專家電話交流。

“黃老師經常會接到一些單位的電話，就一些重大突發事件和棘手問題征詢意見，時間多半是在后半夜。”

國土資源部、科技部、教育部、中船重工、浙江大學……多個部門和機構里，我們都能找到和黃大年相熟的專家。就連黃大年團隊里的成員，也很難搞清楚黃大年同時在承擔多少工作。

同一個團隊的“千人計劃”專家王獻昌很擔心：“你這是拿命在做科研啊！這么下去，鐵打的身體也扛不住啊！”

這位“拼命黃郎”卻在微信朋友圈里這樣說：“我是活一天賺一天，哪天倒下，就地掩埋……”

恨不能一分鐘掰成八瓣兒用的“拼命黃郎”將自己的生命發揮到了極限。昏倒和痙攣的頻率增高了，勸他去體檢，他總以忙來推脫……

黃大年陀螺一樣轉著。墻上，2016年11月的日程表記錄著他生命中最后的行程：北京——寧波——長春——北京——長春——北京——長春——北京——長春——北京——成都。

11月29日，日程表上龍飛鳳舞地標記著“第七屆教育部科技委地學與資源學部年度工作會”，之后再沒任何記錄。看著我們疑惑的眼神，黃大年生前的助手、地球探測科學與技術學院教授于平哽咽了——

那天凌晨2點，北京飛成都的最晚航班剛一落地，黃大年被急救車接走。

“病人什么情況？”成都市第七人民醫院急診室內，醫生一邊推著擔架床，一邊問同行的人員。

“胃很疼，在飛機上就昏過去了。”

“他吃什么了？”

“今天沒顧上吃飯，登機前就喝了一瓶冰可樂。”

“可樂？”醫生皺皺眉頭，伸手想抽出病人懷里抱著的筆記本電腦為他做初步檢查，卻被對方抱得死死的。黃大年醒來第一件事就趕緊摸了摸懷中的電腦，然后長舒了一口氣，對旁邊同行的人員說：“我要是不行了，請把我的電腦交給國家，里面的研究資料很重要。”

天剛擦亮，黃大年就迫不及待地“逃離”了病房。護士趕過來勸他做進一步檢查，他卻一邊往嘴里塞了一把速效救心丸，一邊頭也不回地走出了醫院：“還有個會，挺重要的，我得去。”

回到長春，黃大年被強制做了體檢。等結果的那兩天，他又去北京出了趟差。

檢查結果出來了：膽管癌。

腫瘤已蔓延到胃部和肝部……

“他為什么這么惜時不惜命？”

采訪中，我們問過許多人這樣的同一個問題。

著名科學家施一公最了解這位老友：“在科學的競跑中，任何取得的成績都將馬上成為過去，一個真正的科學家總會有極其強大的不安全感，生怕自己稍微慢一步就落下了。”

就是這種“不安全感”、這種“本領恐慌”，成為黃大年玩命工作的動力來源！

中科院地質地球物理所副所長楊長春說：“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種追求事業和夢想的常態，他努力想超越最先進的成果，他就得加班加點地付出。他要不斷地去破除、否定、推倒自己已有的東西，才能一點一點地提高、趕超。”

也許，這就是“拼命黃郎”的內心世界。

愛國情懷——“海漂”18年，難忘初心：“振興中華，乃我輩之責！”

走在地質宮前的文化廣場上，眼前這座建筑莊嚴肅穆。

我們不由得又想起了李四光，想起這座建筑的設計者梁思成，想到黃大年，心底突然涌出法國科學家巴斯德的那句名言：

“科學無國界，科學家有祖國。”

在黃大年身上，我們更能掂量出這句話的分量。

不少人不理解在國外已功成名就的黃大年的選擇。他們在問，如果黃大年還活著，如果再給他一次機會，他還會選擇回國嗎？

采訪中，我們將這個問題拋給了不同的被采訪者。

“我想會的！” 黃大年的弟弟黃大文肯定地說，“父親生前總和大年說，他是有祖國的人，要做個忠于國家的地質人。”

1958年8月28日，黃大年出生，父母是廣西地質學校的教師。

黃大年快樂的童年時光，是在父母用心的教育和陪伴中度過的。李四光、錢學森、鄧稼先……記憶中，父親經常提到的那些科學家模樣都差不多，“清瘦”“和善”，“帶回來的行李箱中滿滿都是書”。

黃大年的父母是老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在伴隨新中國成長的艱辛奮斗中，他們隱忍克己、樸實包容，只講奉獻、不圖回報，對祖國自始至終表現出忠誠與責任。

黃大文知道，父母病逝未盡孝床前是哥哥心中永遠的痛。

2004年3月，父親突然病重，進入彌留之際。此時，黃大年作為英國ARKeX公司派出的代表，與美國專家一起在1000多米的大洋深處，進行“重力梯度儀”軍用轉民用領域的技術攻關。如果不是英國導師極力推薦，美方不會讓一個中國科學家參與其中。攻關進入關鍵階段，黃大年把眼淚咽到肚子里，堅持做完試驗。再次回到陸地時，父親已入土為安。

兩年后，美國空軍基地，同樣的試驗從潛艇搬上飛機時，母親病危。臨終前老人以越洋電話囑咐愛子：“大年，你在國外工作，一定要好好照顧自己，早點回來，給國家做點事情……”

父母的教誨，黃大年怎能忘記？！

“會回來的！”黃大年的大學同學異口同聲。

1982年黃大年從長春地質學院畢業。這個連年的三好生留校任教。他在畢業贈言冊上簡短有力地寫下：“振興中華，乃我輩之責！”同學毛翔南保留至今。

1993年初冬，學校要送黃大年去英國利茲大學深造。同學林君去送行，“他沖著我們使勁揮手，大聲地說：‘等著我，我一定會把國外的先進技術帶回來。’”林君回憶說。

母校“以艱苦奮斗為榮、以獻身地質事業為榮、以為祖國找礦為榮”的專業教育早已刻進他的心里。

“我理解他這個人，在英國優越的環境里，黃大年覺得自己已經摸到天花板了，回國，既是突破自己，又是報效祖國。” 國土資源部科技與國際合作司副司長高平說。

高平是最早動員黃大年回國的人，可后來又有些猶豫：“大年，你是不是再好好想想？國內無論生活條件，還是工作環境，都比不上英國。”

她盼著黃大年回來，但又怕他后悔。

當時，作為英國劍橋ARKeX地球物理公司的研發部主任，黃大年是一個被仰望、被追趕的傳奇人物。他帶領一支包括外國院士在內的300人“高配”團隊，實現了在海洋和陸地復雜環境下通過快速移動方式實施對地穿透式精確探測的技術突破。這項技術是當今世界各國科技競爭乃至戰略部署的制高點。而妻子則在倫敦開了兩家診所，女兒在英國上大學，一家人生活優裕、事業驕人。

但回國的決心黃大年是從一開始就下了的：“在這里，我就是個花匠，過得再舒服，也不是主人。國家在召喚，我應該回去！”

時任吉林大學地球探測科學與技術學院院長劉財至今保留著黃大年從英國給他回復的一封郵件：“多數人選擇落葉歸根，但是高端科技人才在果實累累的時候回來更能發揮價值。現在正是國家最需要我們的時候，我們這批人應該帶著經驗、技術、想法和追求回來。”

2008年，圍繞國家發展戰略，中國開始實施“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簡稱“千人計劃”）。

劉財只是試探性地把這一消息發送給了黃大年，沒想到，他立刻啟動回國。仿佛他一直在等待著這一時刻。

18年的英倫生活，畢竟有很多積淀、很多不舍。

他的科研團隊再三挽留：“伙計，別走，你在這里，我們會有更多成果。”

可他知道，他的心里無論如何放不下那片溫暖而遼闊的父母之邦……

朋友們不理解，年過半百，正該安享人生，為什么還要折騰？

他說：“作為一個中國人，國外的事業再成功，也代表不了祖國的強大。只有在祖國把同樣的事做成了，才是最大的滿足。”

沒給自己留后路，他用最短的時間，辭職、賣掉別墅、辦好回國手續。妻子張燕也以最快的速度、最便宜的價格處理了自己的診所。

那天，處理完診所的售后事宜后，蹲在那一堆堆她不得不舍棄的中藥及醫療器械里，張燕失聲痛哭……

十八年的劍河生活，就這樣“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云彩”。

黃大年回來了，成為東北地區引進的第一位“千人計劃”專家。

高平很懂他：“是‘千人計劃’成就了他，讓他義無反顧、全身心地實現理想抱負，抒發他的愛國熱情。回國，使他將事業和情懷融合在一起。”

回國這7年，是他人生高速運轉的7年，是他帶領團隊高放“衛星”的7年，也是他被病魔一點點吞噬的7年……

整理黃大年遺物，王郁涵在他臥室床頭柜的三個抽屜發現了滿滿的花花綠綠的治肝病的藥，淚水再次奪眶而出——

不知有多少個深夜，黃老師靠著這些藥物熬到天明。

當一次次從暈厥醒來，當一次次在外奔波舍愛妻獨守家門，當女兒的婚期因他的忙碌而一次次被迫推遲，當一次次深夜中被病痛折磨得輾轉反側……

黃大年，你真的不后悔嗎？

“回想當初的選擇，我沒后悔過。”記者在黃大年留在母校的一份工作自述中找到了他自己的回答——

“父輩們的祖國情結，伴隨著我的成長、成熟和成才，并左右我一生中幾乎所有的選擇：這就是祖國高于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