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遺保護的“中國經驗”

　從民間來，到民間去

近些年，針對很多非遺項目因不能適應現代生活而傳承困難的窘境，政府提出了“生產性保護”“恢復性保護”“整體性保護”等理念，力求讓非遺真正做到“從民間來，到民間去”。

2016年，文化部非物質文化遺產司牽頭，在新疆哈密設立首個傳統工藝工作站，請國內知名設計公司和美術類的頂尖高校為傳統哈密刺繡設計符合現代生活需求的產品，然后推向市場。其中，帶有哈密刺繡的發燒友耳機熱賣，瞬間售罄，之后大批訂單讓維吾爾繡娘們忙得不亦樂乎。在2016年的上海國際手造博覽會上，青海省果洛州近200種特色文化創意手工藝品吸引了來自國內外的游客參觀和購買，最終成交額達2.3萬元。

“整體性保護”的理念，與國際上《公約》中的“社區”概念相一致，都強調讓保護對象在其產生的環境中生存，提倡非遺項目和特定環境一起保護。我國目前唯一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優秀實踐名冊》的“福建木偶戲后繼人才培養計劃”，就是木偶戲表演者與社區民眾廣泛參與，從而培育出木偶戲生存土壤的范例。因人們娛樂方式的轉變，加之木偶戲表演技法復雜，所以年輕人學習、傳承意愿大幅下降，成為世界性的難題。而福建泉州提線木偶劇團、漳州布袋木偶劇團、晉江掌中木偶劇團，秉持“整體性保護”的理念，采用“百場木偶進校園”、舉辦“國際木偶節”等方式，讓木偶“進課堂、進校園、進社區”，讓年輕人對木偶戲感興趣，并將木偶戲藝術融入到當地民俗與節慶活動當中，有效改善了木偶戲的生存環境，促進了其保護傳承。

　學術研究，精準保護

目前我國非遺保護工作取得的成績，少不了學術研究的貢獻。

近年來，全國各地方高校及專業學術機構開始對這些早先并不受重視的民族民間文化開展研究，范圍之廣、研究之深入，史無前例。其中，很多專家學者擁有人類學、社會學的學科背景，研究方式也是他們最熟悉的田野調查，可以說，他們以最專業最熟練的方式，對各地域非遺進行系統調查、研究與整理。如：南通大學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院，多年來一直致力于研究藍印花布的印染技藝，收獲頗豐；山西晉中學院晉中文化生態研究中心，對以山西平遙古城為案例的傳統建筑營造技藝開展了長年的研究。正是得益于學術的參與，人們對非遺的生態價值和文化內涵才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保護起來也更具專業性和系統性。

民間的非遺傳承人和傳承人群是非遺保護的關鍵。在政府和學術機構的指導下，許多傳承人開始意識到自身擁有非遺技藝的重要性，非遺在幫助他們增加經濟收入的同時，也加深了他們對于其文化屬性的認識。雖然在傳承過程中還會遇到后繼無人、收入不高等問題，但是有理由相信，只要擁有堅持下去的信念和自我創新的理念，在國家、企業、民眾都尊重、致力保護非遺的大環境下，傳承人一定能找到適合自己的傳承方式。

中國經驗，引發關注

我國非遺保護工作取得的累累碩果，獨特的“中國經驗”引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及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

自2011年至今，成都已經舉辦了五屆國際非物質文化遺產節，并在第四屆非遺節上達成了非遺領域著名的成果文件《成都展望》。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設在中國藝術研究院的“亞太地區非物質文化遺產國際培訓中心”，從2012年開始，陸續在一些國家開展培訓活動，幫助它們提高非遺保護水平。201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球非物質文化遺產二類中心第三屆聯席會議在貴州召開，2016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約》成果框架專家會在北京召開。一系列國際會議的召開，表明國際社會已經充分肯定中國在非遺保護方面的舉措；而會議類型向政策制定方面傾斜，表明我國正從單純的非遺保護參與者，向引領非遺保護國際導向的方面發展。正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培訓師愛川紀子所說：“我驚訝地看到，中國的非遺保護事業發生了巨大變化，并正以更好的勢頭向前發展著，甚至引領著亞洲乃至世界多國非遺保護理念與經驗的革新。”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干事伊琳娜·博科娃也多次在各種場合高度評價我國為世界非遺事業所作出的貢獻，認為我國非遺保護在增強社區身份認同、提升社區凝聚力、促進社會可持續發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我國在非遺保護的道路上，已經走出了一條國家重視，民間學術研究機構、企業、傳承人與傳承人群、民眾高度參與，共同進行保護的中國之路，并形成了很多先進的保護理念，非遺保護的“中國經驗”正為世界非遺保護事業提供著智力支持。

《光明日報》（ 2017年01月17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