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科院：2017年財政政策重心應降低宏觀稅負

●受經濟增速減緩以及“營改增”政策性減收效應等因素的影響，2016年以來全國財政收入繼續呈現低速增長態勢，然而，政府支出力度并沒有因此而減弱，尤其是社會保障和就業、醫療衛生與計劃生育、城鄉社區、住房保障等有關民生項目的政府支出依然保持了較快增長，這表明當前積極財政政策對保民生的力度依然較大。

●供給側改革與擴大內需是積極財政政策促進經濟增長的兩個主要實現途徑。一方面，積極財政政策要大力支持供給側改革，核心是為實體經濟減輕稅費負擔和經濟結構調整提供有力支撐。另一方面，積極財政政策要在擴大市場需求方面下功夫，努力改善企業發展的需求環境。

●應對經濟下行，當前積極財政政策的一個核心內容是減輕企業稅費負擔。在當前我國經濟增速減緩、企業利潤增速下滑的形勢下，降低企業稅費負擔有利于增強企業活力，同時也是順應中央精神的要求。從長期看，有必要降低增值稅稅率尤其是制造業的增值稅稅率，并且要進一步大力清理不合理收費為企業減負；同時，推進個人所得稅改革勢在必行，個人所得稅改革應按結構性減稅的方向進行，即應以降低中低收入群體的個人所得稅水平、提高高收入群體所得稅水平為基本方向。

近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在京先后發布了《經濟藍皮書》與《世界經濟黃皮書》兩本年度報告，分別對2016-2017年的中國經濟和2017年的世界經濟形勢進行了分析與預測。社科院預測，2017年中國GDP增長率在6.5%左右，世界GDP增長率約為3.0%。面對經濟下行壓力，社科院建議未來應加大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力度，政策的重心從結構性減稅深化為降低宏觀稅負。

當前應以穩增長為積極財政政策的核心目標

供給側改革和擴大內需并重

2016年全球貿易增速創2009年以來最低水平，經濟增速亦不及此前預期，但全球經濟總體保持了溫和復蘇的發展態勢。2016年前三季度，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6.7%，其中第一、二、三產業分別增長3.5%、6.1%和7.6%，第三產業增加值占比繼續提高，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小幅回落，消費增速總體平穩，進出口增速下降，貿易順差基本穩定，CPI與PPI背離的剪刀差有所縮小，居民收入穩定增長。預計2016年中國經濟可以實現年初預期的經濟增長目標，增長6.7%左右，繼續保持在經濟增長的合理區間。

報告指出，考慮供給側的主要因素持續下滑；需求側的全球貿易低速增長，外部需求疲弱態勢持續；國內投資基數龐大，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效應在減弱，而且民間資本投資大幅下滑，外商投資持續低迷；消費增速總體保持平穩小幅下滑趨勢，過快增長的購房貸款將對整體消費產生不利影響。預計2017年居民消費價格上漲2.2%；工業品出廠價格上漲1.6%，預計2017年全年GDP增長6.5%左右。

當前，我國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存在，未來加大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力度十分必要。然而，財政收入低速增長，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難度顯著增加。當前應以“穩增長”為積極財政政策的核心目標，供給側改革和擴大內需并重，將積極財政政策的重心從結構性減稅深化為降低宏觀稅負。采取適度擴大財政赤字規模、切實降低企業稅費負擔、推進個人所得稅改革、加強財政風險防控及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率等措施。

受經濟增速減緩以及“營改增”政策性減收效應等因素的影響，2016年以來全國財政收入繼續呈現低速增長態勢，然而，政府支出力度并沒有因此而減弱，尤其是社會保障和就業、醫療衛生與計劃生育、城鄉社區、住房保障等有關民生項目的政府支出依然保持了較快增長，這表明當前積極財政政策對保民生的力度依然較大。當前，實施積極財政政策面臨著諸多困難。首先，財政收入低速增長，擴大支出的途徑受到制約；其次，此番積極財政政策已實施多年，財政赤字規模不斷擴大，大幅度提高財政赤字的空間已相對較小；最后，由于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情況更加錯綜復雜，政策目標難以兼顧。增加政府投資與保民生、支持供給側改革與擴大內需、實施財政補貼與其外部性效應，積極財政政策如何協調處理這些關系面臨很大的難度。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有效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成為關鍵問題。

目前，供給側改革與擴大內需是積極財政政策促進經濟增長的兩個主要實現途徑。一方面，積極財政政策要大力支持供給側改革，核心是為實體經濟減輕稅費負擔和經濟結構調整提供有力支撐。另一方面，積極財政政策要在擴大市場需求方面下功夫，努力改善企業發展的需求環境。企業發展的原動力在于市場需求，如果沒有市場需求，企業就沒有發展的空間和動力源泉。需要特別強調的是，當前應有意識地加強積極財政政策對擴大內需的作用。

第一，適度擴大財政赤字規模。目前我國仍具有適度擴大財政赤字規模的一定空間和有利條件。首先，我國仍有相對較高的儲蓄率；其次，居民消費需求相對不足；最后，近幾年我國赤字率雖不斷提高，但均在安全線之內，特別是沒有出現持續多年高赤字的情況。需要明確指出的是，赤字財政不能作為刺激經濟的常態方法，長期大規模的赤字財政對未來經濟發展極為不利，是未來經濟發展的重大隱患。財政本身并不創造資金，財政收入最終來源于全體國民的收入，財政赤字最終要由全體國民來“買單”。為此，我國應當認真吸取西方國家在財政赤字及債務方面的經驗教訓，務必將財政赤字水平與債務規模控制在適度的范圍內。

第二，切實有效降低企業稅費負擔，推進個人所得稅改革。自2012年實施結構性減稅政策以來，我國稅收收入占生產總值的比重呈現下降趨勢，但是非稅收入快速增長，進而導致按此口徑度量的宏觀稅負水平是提高的。2012—2015年，我國非稅收入年均增長18%，而同期稅收收入年均增長7.5%，可見非稅收入增速遠超稅收收入增速。應對經濟下行，當前積極財政政策的一個核心內容是減輕企業稅費負擔。在當前我國經濟增速減緩、企業利潤增速下滑的形勢下，降低企業稅費負擔有利于增強企業活力，同時也是順應中央精神的要求。從長期看，有必要降低增值稅稅率尤其是制造業的增值稅稅率，并且要進一步大力清理不合理收費為企業減負；同時，推進個人所得稅改革勢在必行，個人所得稅改革應按結構性減稅的方向進行，即應以降低中低收入群體的個人所得稅水平、提高高收入群體所得稅水平為基本方向。

第三，著實推進財稅體制改革，盡快實施房地產稅和遺產稅。房價的過快上漲對經濟、社會產生了巨大的負面影響，不僅抑制了人們除購房以外的其他需求，使得整個社會的消費缺乏長期支撐，而且，隨著房價的上漲，社會財富快速聚集到少數富人手中，使得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進一步拉大，從而容易激化社會矛盾，影響社會和諧；另外，房地產行業的過度繁榮，實際是以犧牲其他行業的發展為代價的，不僅會大幅提高其他行業的生產成本，而且會對實體經濟產生顯著的擠出效應。從目前信貸結構來看，房地產行業導致“一將功成萬骨枯”的經濟現象開始逐漸顯現，因此，實施房地產稅和遺產稅迫在眉睫。

第四，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率。在財政收入低速增長的情況下，財政資金顯得尤為珍貴，應該花好每一分錢。長期以來，我國一直存在財政資金使用效率不高的問題，特別是近兩年該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一方面缺乏財政資金的支持，另一方面又有大量財政資金閑置甚至浪費，因此，必須要認真對待該問題。盡管出現此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有關體制與機制是問題的關鍵。因此，建議在總結此項工作經驗的基礎上，進一步探索其他財政資金領域的管理方式改革，以期明顯提高總體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

明年全球GDP增速3.0%

美或成不穩定源頭

世界經濟面臨許多重大挑戰，這些挑戰包括：全球潛在增長率下降，金融市場更加脆弱，美國成為世界經濟不穩定的來源，貿易投資增長乏力，收入分配與財富分配越來越不平等，反全球化趨勢日益明顯。這些因素將抑制世界經濟強勁、可持續、平衡和包容增長。同時，地緣政治風險、難民危機、大國政治周期、恐怖主義等問題也仍然在影響世界經濟的穩定與發展。

2017年世界經濟增長形勢依然不容樂觀，按PPP計算的世界GDP增長率約為3.0%，按市場匯率計算的世界GDP增長率約為2.4%。預測仍然低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其他國際組織的預測。較低的預測主要反映了對世界經濟潛在增長率下行、金融市場脆弱性加大、反全球化趨勢、美國政策調整、歐洲內部政治沖突、難民危機、英國脫歐進程、日本通貨緊縮等問題的擔憂。

全球貿易減速風險仍將是經濟復蘇的掣肘，2017年全球貿易量增速預計在2.5%上下。發達國家商業和消費者信心的滑落在近期尤為顯著。2016年歐盟國家和美國GDP增長緩慢，2017年期望有所反彈。歐洲央行寬松的貨幣政策可能會刺激歐元區的增長，并提升其對貨物、服務和進口的需求。亞洲金融不穩定有所減輕，如果經濟增長高于或者低于市場預期，還將會重現金融動蕩的局面。

2016年初全球貿易形勢有所回暖，在這樣的開局背景下，WTO在4月預測，2017年全球貨物貿易量增速為3.6%，這也是在對世界GDP增長預測的基礎上估計的。當然，WTO較為樂觀的預測仍然低于自1990年以來約為5.0%的平均增長速度。WTO對增速預測的不確定性仍然來自經濟下行的風險。這包括新興經濟體經濟的降溫和紊亂的金融市場波動，以及背負大量外債的國家受到的匯率劇烈變動壓力。當前，全球貿易額受匯率波動和大宗商品價格下降影響為負增長，但貿易量還是正增長。貿易的低速增長可能會破壞發展中國家脆弱的經濟增長。同時，很多國家繼續使用貿易限制措施，貿易保護主義不斷蔓延，致使WTO最近對2016年的貿易預測顯得較為悲觀。在這樣的背景下，預計2017年全球貿易量增速在2.5%上下。

社科院認為，美國或成為世界經濟不穩定的來源。金融危機以后，美國加強了金融監管，采取了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促進了失業率不斷下降和經濟逐漸趨于穩定。在發達經濟體中，美國屬于復蘇較快、經濟增長率較高的國家。但是，隨著特朗普成為美國總統和美國進入加息周期，美國經濟可能成為導致世界經濟不穩定的源頭。

特朗普成為美國總統以后，其國際國內經濟政策均會出現較大幅度的調整。其競選過程中承諾的保護主義政策一旦全部或者部分實施，都將對外部世界造成不利影響，并有可能引發全球范圍內保護主義政策密集出臺，從而造成世界經濟增長率進一步下降。

美國加息預期的變化也將反復擾動國際金融市場。發達經濟體的寬松貨幣政策為國際金融市場提供了大量的廉價資本。根據國際清算銀行的統計，全球跨境資本資產頭寸2006年底約為25.7萬億美元，2014年增加到30.1萬億美元。流入發展中經濟體的跨國資本頭寸2006年底約為1.7萬億美元，危機以后，迅速增加至2014年的3.9萬億美元。此后由于美國貨幣政策預期發生變化，以及新興經濟體自身經濟動蕩，至2016年3月底，全球跨境資本資產頭寸縮減至27.5萬億美元，流入新興經濟體的跨國資本頭寸也下降至3.2萬億美元。大規模跨國資本流動容易造成部分國家外匯市場大幅度動蕩，甚至頻繁引發貨幣危機。自2016年11月以來，國際市場對美聯儲加息預期逐漸增強，國際資本又開始大規模流出新興經濟體，并流向美國，導致美元指數迅速攀升，其他國家的貨幣，尤其是新興經濟體的貨幣大幅度貶值。這種狀況將隨著美國經濟的反復波動及加息預期的變化而反復出現，國際金融市場也將因此而出現反復動蕩。

脫歐對歐盟一體化乃至全球化的進程與方向都將產生深刻影響。英國退出可能加劇歐盟的離心傾向，類似瑞典、丹麥、捷克，甚至荷蘭可能會與英國一樣選擇離開。這將重組歐盟的秩序，并引起歐盟動態調整。

更重要的是，全球化的發展使得歐盟建立的基礎不斷弱化。過去全球貿易的關稅很高，結成類似歐洲共同體的組織降低關稅是有收益的。然而全球化使得這一動因不斷弱化。冷戰結束、中國對外開放、WTO成立、全球互聯網等開啟了全球化的新時代，貿易及有關標準可以自由拓展至全球層面。雖然歐盟也深入參與全球治理，但其歐洲化的思維仍是地區聯邦主義，歐盟的體制則要求成員國在全球規則談判上采取共同的立場。

從英國的角度看，如果英國繼續留在歐盟，英國事實上很難直接在全球層面充分傳達自身立場，這一點甚至不如挪威、澳大利亞等綜合實力要弱于英國的國家。英國脫歐可以縮短英國政府和全球治理之間的責任鏈條，就監管、標準和規則等問題更多地表達自身立場，捍衛權利。反之，通過歐盟表達的意見多是微弱的、被扭曲的乃至可以被忽略的。

從這個意義上而言，英國脫歐甚至有可能推動歐洲的改革。英國脫歐公投已經顯示公眾對歐盟影響廣度和深度不斷擴張的深刻不滿。歐盟各成員國中多數民眾都反對歐盟機構的進一步擴張，其形式不同，但普遍訴求之一都是反對不負責任、無競爭力的技術官僚統治。法國前總統薩科齊甚至支持徹底廢除歐盟委員會。歐盟目前失業率高企，經濟止步不前，其長期面臨的結構性問題可能為復興的國家主義傾向所加劇。28個成員之間的分歧，使得歐盟缺乏對于歐洲的長遠愿景，也難以達成改革計劃。從英國脫歐的積極方面看，它可能推動重新規劃歐洲的自由貿易，促成一個可以避開政治目標同時保留國內貨幣和財政政策權力的自由貿易聯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