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民法對死者名譽權的保護

四、死者名譽權保護的有限性

應該看到，死者的名譽權保護不是無限度的。這里涉及到兩個需要考慮的制約因素：學術自由和社會監督。對于死者的評價，特別是具有一定社會影響的褒獎性評價，不能是“蓋棺定論”。正常的學術研究，可以對死者的生前行為記錄加以考證和評價，以達到去偽存真的目的。這既可以使那些不全面、不真實的記述和評價得以澄清和糾正，也可以在社會中倡導和堅持實事求是的學風。正常的社會監督，可以使那些一時竊取美名的人最終還原真實面目，并給予現實中心存不軌之人以警示。當然，學術有自由，行為有規范；監督受保護，論證須嚴謹。濫用學術自由和監督權利侵害死者名譽權的行為是不被法律認可的。

為了平衡死者名譽權保護與學術自由和社會監督的關系，我國現行司法解釋對死者名譽權訴訟做出了一定的限制。

首先是訴權主體的范圍限制，即僅限于近親屬。這樣規定，可以避免近親屬以外的人士動輒借保護死者名譽之名，行干涉學術自由、阻礙社會監督之實。

其次是時間的限制，即以死者的孫子女、外孫子女為截止，之后的晚輩親屬不再有訴權。這可以避免將史學上的是非之辯引為法庭中的曲直之爭。

當然，在涉及公序良俗和公共利益的情況下，法律的規范作用仍是必不可少的。如何進一步加強法治在維護個人和社會精神利益中的積極作用，需要在未來制定民法典的進程中認真研究。

中華民族有著注重團體生存的悠久文化傳統。個人本位與社會本位相統一是現代民法的發展潮流，更是當代中國民法所堅持的思想。葛長生訴洪振快案不是一個偶然和孤立的民事訟案。它帶給我們的思考和討論，也許能夠對我國民法的未來發展產生一定的積極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