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織策劃“訪民”滋事 接“單”收錢已成鏈條——翟巖民、劉建軍等人涉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犯罪案件透視

“接活”范圍不分地域　“慶安事件”亦在其中

落網后，翟巖民對自己的涉嫌犯罪行為供認不諱。辦案民警進一步偵查發現，翟巖民組織策劃“訪民”滋事已經不是第一次。僅2014年以來，翟巖民直接組織和幕后指揮各地“訪民”“聲援”滋事事件就多達9起，包括近日組織“訪民”去黑龍江慶安火車站舉牌“聲援”“慶安事件”。

此次到濰坊的15名“訪民”中，有14人參加了在慶安的“聲援”。對此，翟巖民稱，“這是我跟劉星商量的，讓在慶安被拘留的人到濰坊去圍觀，給他們錢，算給他們作為一種補償。”

翟巖民還交代了組織“聲援”“慶安事件”的全過程：“慶安事件發生后，很多律師很快到了慶安。5月10日上午，劉星給我打電話，問我要不要組織一些人去慶安聲援。我就給吳淦(網名‘超級低俗屠夫’，此前因涉嫌尋釁滋事罪、誹謗罪已被公安機關刑事拘留)打電話，問他要不要找一些人去慶安聲援。吳淦說，目前暫時還不需要，讓律師先把慶安事件炒熱了之后，才需要大批量訪民去炒作和聲援。”

律師劉建軍在供述中說：“‘慶安事件’發生后，翟巖民叫我去哈爾濱會見兩個涉及‘慶安事件’的被拘留者，后來因為手續不全沒有見成。我本想接著去慶安，沒買上票就沒去成。第二天，聽說去慶安聲援的人被拘了，我有些膽怯，就給翟巖民打電話找了個借口回北京了。”

得知去慶安“聲援”的訪民被拘后，翟巖民派劉星去黑龍江了解情況。“我告訴劉星，到了慶安多注意點，不要讓當地公安機關知道我們有一個慶安事件的協調群，不要讓政府知道我們是有組織的。”

據民警介紹，為了“形成更大聲勢”，翟巖民先后組織5批次全國各地的“訪民”前往慶安“聲援”。事后，翟巖民在北京設宴，為這些“訪民”“慶功”。

問及組織“聲援”活動的經費來源，翟巖民說：“每次有聲援活動的時候，我們會在網上進行募款，然后我會問各地的訪民誰想去聲援，去的人都能得到一些報酬和補助。律師群體也會給我們一些錢，我會把這筆錢分給去聲援的人，自己留下一些錢。”

山東青島籍的女“訪民”李某香，就是在慶安火車站前舉牌“我是訪民、向我開槍”的那名女子。其舉牌的照片被境內外網站大量轉發，將警察依法開槍制止暴力襲警的正當執法行為演繹成“警察槍殺訪民”，煽動網民情緒，誤導網上輿論，引發對中國政府的批評和攻擊，嚴重損害了國家形象。這次，李某香剛從慶安結束治安拘留，就參與了濰坊的“聲援”活動。她說，自己沒有工作，去各地“圍觀”“聲援”是主要收入來源，前不久去慶安就領到了600元。

另一名“訪民”李某立說，自己在保定長期打零工，這次正好家里沒什么事，在微信看到這個信息就來濰坊了，“來之前也不知道什么事，實話實說就為倆錢。可能是上次去慶安聲援的錢沒給夠吧，這次是把錢給我們的。”

李某立進一步交代，“以此為生的訪民并不少。他們經常見面，一叫就去了。”他們在北京有時候一天要做好幾個事，經常去國際組織駐華機構、大使館、政府、法院什么的，這不是什么秘密。

辦案民警告訴記者，這些犯罪嫌疑人已經形成了分工明確、組織嚴密、利益共享的有組織犯罪團伙。一些人將此作為謀生之道，只要有人出錢，無論天南海北，無論案件事實如何，他們都會趕去“聲援”，并在境內外網站上傳播，目的就是制造國際影響，借此向事發地有關部門施加壓力，從而干擾事件處理或案件判決。來濰坊之前，他們本來還接了另一單“活兒”，打算在濰坊完事后，南下廣州“聲援”當地一起“冤案”。

劉建軍供述，他們去各地“聲援”的做法已經很熟練，有人出錢，有人組織，有人舉牌，有人拍照上網擴大影響。“比如說，‘人民有權監督司法’，幾乎每次都是固定的這幾個字。”

對于這些訪民“快閃”式、“一日游”式的“聲援”，賈某某如今后悔不迭，她感覺自己花錢請來的“能人”和“訪民”，根本不關心她丈夫的案件，拿了錢之后出工不出力，只是打著“聲援”的旗號謀利而已。“我也認識到做這件事不正確，違反了法律，會造成擾亂社會秩序。應當通過正常渠道反映訴求。”

記者了解到，這一涉嫌有組織犯罪團伙對外號稱“維權”，其中一些人卻連自家的老人小孩都不聞不問。如翟巖民，家有90多歲的老父親，卻沒有盡人子之孝，整日忙于組織“訪民”承接各地“聲援”業務;又如“老道”劉星，他生有8個小孩卻不撫養，將其中4個未成年子女甩給當地政府，自己長期滯留北京糾集“訪民”滋事收錢為生。

連日來，一些犯罪嫌疑人對自己的行為進行了深刻反思，表示愿意認罪悔罪。

翟巖民承認，自己的做法嚴重干擾了司法機關正常工作，擾亂了社會秩序，造成了惡劣社會影響，是嚴重的違法行為，“深深地懺悔、深深地懊悔，追悔莫及”。

談及慶安事件，翟巖民稱，有關部門已經做了嚴肅的調查，說清了事實真相，“我堅決相信調查結果”。他也認識到，到慶安火車站鬧事嚴重擾亂了社會秩序，是違法行為。

“作為一個法律工作者，本應該捍衛法律的尊嚴、維護社會公共秩序，表達訴求的方式應該以程序合法為前提，然而自己卻采用了違法手段，還引導其他人為了訴求，用違法方式向政府施壓。這違反了國家法律規定，擾亂了社會公共秩序，造成了很壞的社會影響。我很后悔，以后再也不做這種事了。”劉建軍充滿悔意。

目前，案件正在進一步偵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