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與日本人的國際婚姻數,自1996年以來一直處于日本國際婚姻第一位。日本厚生勞動省的統(tǒng)計數據顯示,中日跨國婚姻數量于2000年首次突破萬人大關,幾乎占日本全國國際婚姻總數的三分之一。1993年,拿“日本人配偶永居”綠卡簽證的中國人(多數為女性)尚不足三萬人,到2008年已經大大突破10萬大關。 根據中國黑龍江省方正縣外事辦提供的數據,在2011年前后,每年都有200名以上的該縣女性嫁到日本,超過方正縣每年登記結婚的新人總數的十分之一。據統(tǒng)計,方正縣每年通過這種方式獲得的僑匯收入可達8000萬日元。正是得益于這些遠嫁日本的方正姑娘寄回的大把日元,其在當地的親屬迅速脫貧致富。 盡管這些中國新娘在日本并未感受到明顯的政治壓力,然而,中日之間特殊的歷史問題以及與之纏繞的民族情感,就像一道看似愈合的傷口,隨著陰晴不定的天氣變化,仍不時隱隱作痛。 【跨國婚姻隱患】 十多年以來,中日跨國 婚姻離婚率高達40% “15年前我一時沖動,給自己的人生下了一次賭注。”方正新娘李愛萍回首15年的婚姻生活后說,“幸好賭贏了。” 1999年,24歲的李愛萍和前男友分手,心灰意冷。男友是日本戰(zhàn)后遺孤的后代,當時即將要移居日本,男方的母親認為李愛萍家境貧困,兄弟姐妹多,而且沒有日語基礎,結婚會給兒子的一生造成負擔。陷入失戀的打擊,李愛萍卻心生一念:“既然日本這么好,那我也要去日本。” 于是,李愛萍找到做國際婚介的朋友,支付了4萬元人民幣中介費,然后,從幾個日本男人的照片和簡歷中選擇了現在的日本丈夫。如今,李愛萍已經給父母在方正縣買了房,還能讓父母在冬天時去海南三亞過冬。 日本友人曾告訴李愛萍,一般來說,日本男人娶中國女人,婚姻很難穩(wěn)定,每三對夫妻中會有一對離婚。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的統(tǒng)計,2003年以來,中日跨國婚姻的離婚率高達40%。 李愛萍慶幸自己屬于剩下的兩對之一,她現在已經是有著兩個孩子的母親。雖然婚姻并非一帆風順,李愛萍笑道自己曾經多次“離家出走”,投靠住在東京的姑姑,她的姑姑在1990年代初就作為戰(zhàn)后遺孤回到日本生活。 李愛萍剛到日本就懷上第一個孩子,做了七年全職家庭主婦,一直到孩子上小學后才重新找工作,當時她已經32歲,開始在電子工廠的流水線上做一些簡單的工作。雖然李愛萍到日本后就開始學習日語,還請了臺灣人做家教,但她說自己至今未能融入日本社會,只是接受了在日本的生活習慣。 隨著日本城市化的發(fā)展和出生率不斷下降,農村地區(qū)人口減少,加之很多農村女孩不愿意再嫁給農民,紛紛涌入城市,日本農村男性面臨的結婚難問題愈發(fā)嚴重。日本農村家庭的長子又面臨傳宗接代的壓力,因此迎娶一個外國妻子成為解決問題的唯一辦法,跨國婚姻應運而生。 由于歷史原因,方正縣的女性外嫁日本有著先天的便利——在日本的方正人為數眾多,通過人脈介紹,更容易找到合適的日本男性。“在一些日本人眼里,這些一句日語都不會講的中國女人之所以要下嫁給一個日本鄉(xiāng)下男人,就是因為錢。”一位旅日華人說。在方正縣,下嫁日本的行為也被說成“犧牲我一個,幸福一家人”。 “這一評價未免片面,但這種現象確實存在。”2001年嫁到日本的大連新娘王宏偉說。王宏偉認為,由于語言障礙和文化差異,加之缺乏感情基礎,很多家庭矛盾叢生,最終釀成悲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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