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國者”不斷撞擊美式價值觀

“美國會千方百計報復抹黑自己的人”

美國國內關于斯諾登是英雄還是叛徒的爭論，也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來自瑞典的網民“Sam”這樣說：“沒有證據表明斯諾登確實已影響美國的安全，相反，他的誠實揭秘了美國政府的傲慢、自大和搞雙重標準，對中國人的監聽即是例證。他沒有向美國的敵人出賣任何秘密。作為一名瑞典人、歐盟的5億公民和自由世界的公民之一，我們感激斯諾登揭露美國安全局監視我們電子郵件、手機通話及隱私的行徑。對我們來說，他是一位誠實和勇敢的英雄。美國安全局的行動違反國際法。”

在俄羅斯情報部門歷史學家科爾帕基金看來，斯諾登是一個英雄。此前美國中情局曾有過這樣的人物，特別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這表明“他們內部對違反人權和憲法等行為存在不同看法”，其中最著名的是上世紀60年代初逃往蘇聯的馬丁和米切爾，但蘇聯解體后再也沒有發生這樣的事情。科爾帕基金說，斯諾登未來的命運可能將是悲傷的，“美國人愛報復，他們會千方百計報復這種抹黑自己的人”。

歷史上美國叛國者的下場并不太好。在美國，“阿諾德”是叛徒的代名詞。本尼迪克特·阿諾德早期在美國獨立戰爭中立有戰功，但后來卻因貪圖財富等原因叛變投靠英國。1781年末，阿諾德逃亡英國，20年后客死倫敦。美國人也在談論斯諾登會遭到什么樣的“報復”。“俄羅斯之聲”16日援引一個紐約婦女的話說：“我想，許多美國公民都希望保護斯諾登。他曾保衛我們的權利，他所做的是一種社會服務。”相關報道說，斯諾登目前成為美國政府的主要叛徒，但在部分民眾眼中，他是英雄，他讓民眾知道被監視的真相。

研究美國制度、外交等問題的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學者史澤華一直關注斯諾登個人的命運，他告訴《環球時報》記者，“美國人愛自由，更愛國家”。在“棱鏡門”事件中，斯諾登很難成為為自由而犧牲的英雄，而更容易成為叛國者。當然，美國歷史上也有過在任國務卿約翰·克里那樣的前車之鑒，他從越戰英雄到反越戰先鋒的人生經歷最終被美國社會所寬容和認可。因為把對越作戰的美國說成是“戰爭罪犯”，克里引起過“眾怒”，但后來美國人對克里的立場轉變，這背后又有足夠強大的社會潮流支持。史澤華說，對待同一問題，社會情緒是有可能逆轉的，公眾輿論也是有可能挾持政府決策的。最近有報道稱，奧巴馬政府憑借“棱鏡”項目成功挫敗50起恐怖襲擊圖謀。在這樣一種美國社會對恐怖主義的擔心依然可觀的情況下，更多的美國民眾既會贊嘆斯諾登擔當人權斗士的勇氣，又會憤慨他的行為有悖于國家利益。

“世界唯一價值觀”遭受質疑

叛國罪在美國是一種重罪。美國憲法嚴格規定叛國罪的定義但拒絕授予國會擴大叛國罪定義范圍的權力：“背叛”只指依附“國家和州的”敵人，向敵人“提供協助和方便”，或與“合眾國或州”作戰。而“敵人”僅指合眾國向其宣戰的敵對者。任何有利于敵人的活動都可看做是向敵人“提供協助和方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削弱美國軍隊士氣的無線電廣播宣傳也被認為是向敵人提供“協助和方便”。美國聯邦和州的憲法要求政府證明被告為實現其叛國意圖已采取明顯的行動，并需有兩個證人證明其公然的叛國行為，或本人公開向法庭自首，才能定性為叛國。在1795年至1960年期間，對犯有背叛合眾國罪行的人進行公開起訴的案件大約50起，對叛州行為進行審判的案件僅2起。對獨立革命中的英王同情者和南北戰爭中的南部同盟支持者幾乎都未進行叛國審判。

但斯諾登到底是叛國者，或告密者，還是孤膽英雄？美國人很困惑。《華盛頓月刊》編輯丹尼爾·盧澤17日在《赫芬頓郵報》撰文稱，斯諾登或許既是叛國者又是告密者。路透社和益普索集團進行的調查發現，23%的美國人認為斯諾登是叛國者，但31%的受訪者相信他是一位愛國者。盧澤說，不管斯諾登所做的是愛國主義的英雄行為，還是嚴重背叛國家利益的行徑，我們都絕不能任由一個低級別的“安全合同工”做出這樣的“道德決斷”。

2012年底，當伊拉克戰爭一觸即發時，71歲的丹尼爾·艾斯伯格出版新書《秘密》，披露他當年作為36名參與研究越戰報告的專家之一，為什么反戰并將7000多頁“越戰最高機密文件”曝光的內幕故事。他在接受英國《衛報》采訪時說，希望有人能做他當年所做的事情，帶著機密文件去找國會和新聞媒體，告訴美國人布什總統想要發動伊拉克戰爭的真相，“我知道這得冒相當大的風險，但只要能因此挽救更多人的生命，冒險是值得的”。

約翰·克里、丹尼爾·艾斯伯格這樣的“危險人物”和“反戰分子”，在美國發動戰爭時還會公開地站出來，而擁有世界上最龐大、最臃腫情報機構的美國，又會潛藏著多少個斯諾登？盧澤說，二戰尤其是“9·11”恐怖襲擊以來，美國約有85.4萬情報人員接受最高級別的忠誠度調查，“我們至少支付750億美元，為監視反恐、國土安全和情報的1200個政府組織和1900家私人企業提供資金”。據了解，美國每年約有70%的情報收集預算資金被用于支付并不為聯邦政府工作的私人合同工的報酬，因此人們有理由懷疑，“斯諾登的出現并不特別出乎預料”。

關于叛國還是英雄的爭論，也體現出美國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面臨的窘境。美國人在問，到底還有多少個決定“顛覆自己不喜歡項目”的斯諾登？美國政府還在秘密運行多少具有侵擾性的安全項目？美國人其實看得很清楚，正如盧澤所說：“如果不改變我們國家收集情報的方式，我們將很容易看到更多與斯諾登類似的爭論。”

咒罵和支持斯諾登的人其實都有各自的考量，這是美國人的自由。談到“美國人的自由”，史澤華認為，對自由的適度限制是美國的制度之本。他解釋說，公共權力機構占據著道德制高點和主動權，在美國，個人的自由權利實際上更多來自于國家的讓與，而非像自由主義本質所要求的那樣，權利與生俱來。

美國的優越感和價值觀也在這場爭論中被人談及。美國智庫歐亞集團負責人布雷默近日撰文說，美國應通過錯誤的“棱鏡”改變過去的“美國例外論”。他認為，美國做出違法之舉時必須更加坦誠，要放棄美國價值觀是“世界唯一價值觀”的假定，因為“見多識廣的美國公民將對美國的實力和弱點做出更細致的評判”。【環球時報駐美國特派記者溫憲 環球時報特約記者 丁廷立 金點強 柳玉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