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名農民工代表傳遞2.6億兄弟姐妹心聲：進城不僅是換個地方，更是換個活法

在2987名全國人大代表中，有一個31人的特別群體備受關注。這就是來自基層的農民工代表。

從上一屆的3位到這一屆的31位，農民工代表人數的增加彰顯農民工在國家民主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凸顯。他們代表中國2.6億多兄弟姐妹發出自己的聲音，他們將農民工的期盼和訴求融入發言、建議和議案中。他們的一個心聲是：進城不僅是換個地方，更是換個活法。

我們是新工人，改變的機會比什么都重要

康仁代表提出的建議之一是將現在的農民工稱謂改為“新工人”。

康仁是來自甘肅的全國人大代表，已經在甘肅建投的建筑工地上干了33年。他認為，改稱“新工人”體現著對農民工的尊重，同時也能體現農民工的工作特征，“農民工進城后，身份已經發生了變化，成為城市工人的一部分。”

不過，康仁清楚，一位進城的農民要真正轉變為新工人，融入城市，離不開自身的刻苦學習與素質提升。“農民改變自己的命運關鍵是培訓提升，而有針對性的培訓提升需要各級政府為農民工提供機會。”

國家統計局提供的數字顯示，在2.6億農民工中，僅四分之一受過非農職業技能培訓，超過六成只有初中以下文化水平，在許多行業并不具有競爭力。而每年又有1000萬以上的新增農民工進城。

上海德力西集團變壓器制造公司黨支部書記、車間主任周振波代表從普通打工者成長為全國優秀農民工，拿到了上海戶口。談及既往，他言真意切：“我要通過自己的親身經歷，告訴全國的農民工朋友，黨和政府對農民工非常重視，我們每位農民工，只要踏實肯干，勤奮刻苦，每個人都能實現自己的夢想。”

“改變的機會比什么都重要！”康仁說，培訓提升農民工，是政府應盡的責任，也是農民工改變自身狀況、體現自身價值的前提條件。

我們是新市民，期盼均等的公共服務

作為全國環衛工人的唯一代表，福建省福州市鼓樓區華大街道環衛所路段班長謝智波代表更希望社會了解農民工的難處。在他的調研中，農民工有三難。謝智波說：“第一，住房難。很多環衛工人都是自己租房，能夠享受公租房的，還比較少。”現在謝智波一家4口擠在一間13平方米的房子里。“第二，入學難。”外來務工人員的子女絕大多數都留在老家，教育跟不上，也人為地割裂了兩代人的情感聯系。“三是保障難。”謝智波說，農民工感覺沒有得到城市認可，不少人沒有簽勞動合同，五險一金也無從談起。一份最新的調查顯示，超過五分之四的農民工不能享受雙休日，半數農民工都認為自身的社會地位和社會生活參與度在下降。

來自重慶建工集團的劉鐘俊代表說，農民工融入城市，其實是雙向的。一方面要農民工提高自己的素養，在生活方式、居民素質上成為一名市民，同時也需其所在的城市創造條件接納農民工，讓農民工有歸屬感。而歸屬感歸根結底就是同在一座城市，應該享受平等的公共服務。他在調查中發現，農民工的權益經常受到侵犯，拖欠、克扣工資等時有發生，應該在權益保障上找到根本的解決辦法。

周振波代表希望盡快解決農民工子女的讀書問題，建立用工供求信息平臺，加大對農民工家屬的幫扶……

我們也會老去， 希望建立自己的養老保障金

農民工最擔心的是什么，康仁、劉鐘俊等代表都不約而同地認為是“養老”。如何養老，成為困擾農民工最大的心結。

從18歲進城當農民工到如今已年過半百，康仁代表的養老問題已經迫在眉睫。同康仁一樣，第一代農民工已經到了“卸甲歸田”的年紀，盡管部分農民工在就業地加入了社會保障，但他們中很大比例沒有養老保障，而回到農村，目前每月只有幾十元的養老補貼。在無力耕種的情況下，養老成為第一難題。

如何建立農民工的養老制度，劉群代表有自己的思考。

劉群來自重慶市墊江縣，這位昔日的農民工現在已是一家醫藥集團的老總。盡管身份發生變化，但他仍然關注著農民工問題，并做了大量調研。

他建議，國家應對農民工設立可移動的勞動保障基金制度，并發放載有相關個人信息與身份證相同編碼的勞動保障基金證，由農民工攜帶外出就業。用人單位招收農民工需為其繳納與城市用工相同的勞動保障金。

對于流動性農民工，劉群建議設立流動性勞動保障金制度，由用人單位或個人定期向勞動保障金賬戶繳納保障基金。“現在繳費標準可以暫時不統一，但需要將這一制度建立起來。每個保障金賬戶只要繳夠年限，就能按照不同的標準享受養老金。”（本報記者 李曉東 耿建擴 顏維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