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銀川10月3日電（記者馬思嘉、艾福梅）國慶中秋長假，位于寧夏銀川市的新晉世界文化遺產西夏陵，游人絡繹不絕。博物館內，西夏文字展區尤為熱鬧，游客借助解說和現代化展陳手段，識讀近千年前的神秘西夏文，并用這幾曾消失在文明長河中的文字，寫下自己的姓氏。

“這些方塊字乍看像漢字，但是筆畫又特別復雜，仔細看一個也不認識。我們現在還能解讀甚至拼寫它們，太神奇了！”來自四川的游客汪女士感嘆。借助聲音設備和顯示屏，她學會了用西夏語說“吉祥如意”。

公元1038年，黨項民族建立了西夏政權，定都興慶府（今銀川市），這一政權曾與兩宋、遼、金并立。立國前夕，開國皇帝李元昊命大臣野利仁榮主持創造了近6000個西夏文字。隨后，西夏通過設立藩學院、翻譯儒學經典、編纂字詞典等方式推廣西夏文。

在《回望賀蘭：西夏文明史再研究》作者李華瑞看來，西夏文的創制對于“無文字，但候草木以記歲時”的游牧民族來說，具有劃時代意義，是黨項民族跨入較為先進民族行列的一個重要標志。

1227年，西夏被成吉思汗的蒙古鐵騎攻滅，西夏文逐漸成為無人能解的“天書”。元朝并未給西夏修專史，黨項人用西夏文寫下的文獻又難以釋讀，后人只能借助零星史料和20世紀以來出土的文物窺測這一神秘王朝的璀璨文明。

20世紀初，在內蒙古額濟納旗黑水城遺址內，出土了一本西夏文和漢文雙解詞語集——《番漢合時掌中珠》。這本37頁的小書，涉及1504個不重復的西夏文字，被學術界譽為“打開西夏文字之門的金鑰匙”，這也是目前唯一一本西夏文和漢文雙解詞典，催生了一個幾乎與敦煌學齊名的現代學科——西夏學。

根據殘頁上留下的文字，這本詞典并非出自西夏寺院或刻字司的“官刻本”，而是民間坊刻本，版式和字體呈現出典型的宋代“大字本”風格，裝幀也采用了宋代最為流行的“蝴蝶裝”。學者聶鴻音在著述《打開西夏文字之門》中推斷，從這本詞典上記載的刻工名字來看，當時在西夏從事雕版印刷工作的主要是漢人，而非黨項人。

“盡管沒有資料表明這些漢族工匠是怎樣從中原來到西夏，又是怎樣一代代傳承技藝的，但是西夏的書籍制作技術全部來自中原，這個結論應該不會有任何疑義。”聶鴻音寫道。

從《番漢合時掌中珠》序言中可知，這本詞典是黨項人骨勒茂才于1190年編寫的，當時在位的西夏皇帝是大力推崇儒學的仁宗仁孝。現代學者推斷，骨勒茂才是一名沒有走上仕途的鄉塾先生。

骨勒茂才為何要編寫這本詞典？從他作的漢文序言中可窺一斑：“不學番言，則豈和番人之眾？不會漢語，則豈入漢人之數？番有智者，漢人不敬；漢有賢士，番人不崇。若此者，由語言不通故也。”

史金波、聶鴻音等業界學者認為，骨勒茂才提倡黨項民族和漢民族互相學習對方的語言，攜手構建彼此理解、彼此敬重、共同進步的和諧社會，并希望自己編寫的詞典能發揮橋梁作用。

“如果不是親自讀到這段文字，我們很難想象這種觀念竟然存在于近千年前的普通百姓心中。”聶鴻音感嘆。

《番漢合時掌中珠》采用了唐宋民間流行的“雜字體字書”的方式編排，也就是私塾先生出于教學需求，搜集生活中常用詞和詞組，按照意義分類編成。骨勒茂才還用西夏文和漢文相互注音，讓雙方讀者能用自己的文字拼讀對方的文字。

近千年過去了，西夏陵的巨冢仍在賀蘭山下巍然屹立，保存完整的皇家陵寢見證了兩宋時期多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來自全國各地的游客，相聚于賀蘭山下，共享國慶盛典與中秋明月，在葡萄美酒與塞上風情中回望中華文明的厚重滄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