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太原9月19日電（記者王菲菲、許雄）中國北部，山西省會太原的老城區，二戰侵華日軍“太原工程隊”遺址隱于市井喧囂。遺址由兩排低矮的老舊房屋組成，旁邊一塊“俘殤地”石碑提示著這里曾上演的人間慘劇。

“1938年前后，日軍為了侵略需要，在太原建立了戰俘集中營。為掩人耳目，對外宣稱是‘太原工程隊’。”中共太原市委黨史研究室（太原市地方志研究室）研究人員張楠說，據不完全統計，這里曾經關押過中國戰俘、勞工數萬人。

在太原市檔案館，記者見到了一張抗戰時期太原工程隊入口處照片。在這張日本編印的《支那事變畫報》刊登的照片中可見，被關押人員正在監視下進行勞動。

“他們（日本右翼）至今拒不承認對中國人民的屠殺和掠奪。”“日軍‘太原集中營’是殘害中國人民的重要物證。”劉林生作為集中營幸存者劉侵霄之子，他根據幸存先輩們留下的自傳、回憶錄、口述和他們后代保存、收集的資料，以及日軍回憶錄等文獻，寫就了《中國的奧斯維辛：日軍“太原集中營”紀實》一書。

步入當年的牢房，墻上的小窗和屋頂天窗射進的陽光形成斑駁光影，室內卻仍是陰森的。

“被關押者一大部分被送到中國山西、河北、東北等地乃至日本去做勞工，還有一部分就在太原被日軍殘忍地用于解剖實驗和活體刺殺訓練等。”張楠說。

“黑面、漚玉米、小米是戰俘的主食……一天兩頓飯，上午是小米玉米粥，一人一碗，給一點爛咸菜，下午是一個三兩多重的饃饃，給半碗鹽水菜湯……以此維持生命不死”。幸存者肖平曾撰文回憶，“隨著戰俘人員的增多，饃饃越來越小，粥越來越稀，水菜越來越少，饑餓慘象就日益嚴重。”肖平曾目睹戰俘竟吞食大便；水井雖有守衛監管，仍不斷有人跳井自殺。

《太原文史資料》第9輯記載，時任日偽山西省糧食公社職員，實為特務機關人員的織田又藏也承認，中國戰俘們過著“病不得醫、飯不得飽的悲慘生活。而且還受著非人道的虐待，每天從事長時間的重體力勞動。每天都有死亡。”

日軍對待戰俘毫無人性，還體現在用戰俘進行活人刺殺訓練。

今年70歲的趙阿萌是“太原集中營”幸存者的后代。他的父親趙培憲1937年1月參加紅軍，后在突圍中被俘。“我父親沒有暴露身份。日軍甄別認為他‘價值不大’后，就把他們一批人騙出城外，當日軍活人刺殺訓練的‘肉靶’。他憑著優異的身體素質，掙脫捆綁他的綁腿帶，躲開刺刀，推倒日本新兵，跳下落差很大的沙河河床逃脫。”趙阿萌說。

日本戰犯住岡義一被捕后供認，為了鍛煉新兵在戰場上的膽量，日軍各部隊讓新兵用活人練習刺殺。1942年7月26日，一批俘虜從太原工程隊被以外出參加勞動的名義騙到太原小東門外賽馬場東邊供日軍進行活人刺殺訓練。這次刺殺訓練進行了4個批次，一批次殺害俘虜50人左右。8月上旬，又有120余名俘虜慘死賽馬場。住岡義一承認，“其中，有70名左右，是在我的指揮下，由我親手教練的機槍隊的新兵直接殺害的。”

令人發指的還有活人解剖實驗。根據侵華日軍軍醫湯淺謙口述回憶的《揮之不去的記憶》一書記載，1942年12月，湯淺謙奉命到太原接受軍醫教育，參加了“監獄”中的一場活體解剖實驗。日本兵對四名中國人射擊后，“一邊進行彈丸取出手術，一邊也有小組在進行四肢截肢和氣管切開手術……取出彈丸大約花了兩個小時左右，但手術完成時，四個中國人全部因大量出血而死亡。”

湯淺謙回憶道，“1952年12月，我作為戰犯被帶到這里……我震驚了。啊，那個手術就是在這座監獄里進行的啊。”

即便在這種殘酷惡劣的環境中，集中營內的中國共產黨員仍通過各種方式對日軍展開不屈不撓的斗爭。他們自覺組成秘密黨支部，宣傳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團結被俘人員，掩護與營救共產黨人和被俘軍民。

新中國成立后，為集中偵訊、審判日本戰犯，日軍“太原工程隊”舊址成為關押日本戰犯的戰犯管理所。

經過4年嚴謹且人道的偵訊工作，1956年，9名罪惡深重的戰犯被公開審判，分別判處8年至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在押的次要和悔罪表現較好的120名日本戰犯宣布免予起訴，釋放回國。

“我們銘記‘太原集中營’這段歷史，不是為了傳播仇恨，而是希望各國人民都能明白，侵略與反侵略、正義與非正義戰爭，是有明顯是非曲直的。人類只有以史為鑒，才能走好未來的路。”劉林生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