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地利首都維也納內城區的貝多芬廣場(Beethovenplatz)3號,矗立著一棟19世紀興建的五層建筑——古特曼宮(Palais Gutmann)。80多年前,當法西斯主義的陰影在世界蔓延之際,一場跨越國界的生命救援在此開啟,將世界兩端人民的命運緊緊相連。

故事始于1938年。這一年3月,納粹德國吞并奧地利,旋即大肆搜捕該國猶太居民以及反法西斯人士、共產黨人。維也納猶太博物館館長芭芭拉·施陶丁格接受采訪時向我描述:“猶太商鋪被打砸,有人在街頭遭到毆打,乃至被抓走送往集中營。”

尚未被捕的猶太居民渴望逃往海外,但彼時“許多國家拒絕或限制接收猶太人,因為當地也有強烈的反猶情緒”,施陶丁格說。該館提供的資料顯示,許多猶太人想要移居美國,但美國政府要求移民在美有資助人并出具擔保宣誓書,且分給奧地利的移民名額也已用盡;瑞士政府則要求納粹當局在猶太人護照上加蓋紅戳,以便在邊境識別并遣返猶太難民。

危難關頭,時任中國駐維也納總領事何鳳山沒有袖手旁觀。“他懷著深厚的人道主義信念,想要幫助這些人。”施陶丁格說。在位于古特曼宮的中國總領館,何鳳山開始向猶太人發放簽證,這讓他們得以被放行出境。施陶丁格強調,在當時幾乎山窮水盡的情況下,人們還能有機會逃離死亡魔爪,保全生命,這“實屬不易”。

這些難民里,不少人選擇在中國上海開始新生活,并得到了中國人民的善待。2020年,維也納猶太博物館舉辦題為“上海的小維也納”專題展覽,介紹奧地利猶太人來華避難歷史,還為此出版了一本圖書。施陶丁格為記者展示了這本厚重的圖文集,其中記錄著一個個家庭重獲新生的故事。

戈爾德斯托布一家就是其中之一。奧地利被吞并后,17歲的維也納猶太少年埃里克·戈爾德斯托布拜訪了多達50家外國領館,結果均被拒簽。當他來到中國領館,才終于為一家申請到20個簽證。此后他和父親遭納粹逮捕,但憑借著中國簽證,他們很快被釋放,并登上了開往中國的客船。

動亂的時局下,何鳳山承受著巨大政治風險。總領館門口排隊領取簽證的人群招來了蓋世太保的騷擾和毆打;1939年,納粹當局甚至借口總領館原屬猶太人財產而將其沒收。何鳳山并未因此低頭,而是自費在附近的約翰內斯街(Johannesgasse)22號租下新房,堅持發放簽證。施陶丁格說,何鳳山簽發的“生命簽證”總數已難查證,但據推測可能達數千份之多。

對于自己的義舉,何鳳山此后一直保持低調。“他從不把自己當作英雄宣傳,對他來說,這不過是理所當然。”施陶丁格說。1997年何鳳山去世后,他的事跡才逐漸為更多世人知曉。

何鳳山于1940年離任,但拯救生命的接力不曾停止:來到上海避難的奧地利猶太人中,醫生雅各布·羅森費爾德(中文名羅生特)投身中國人民抗日戰爭,醫治了無數軍民。

奧地利中國友好協會秘書長、已故奧地利漢學家格爾德·卡明斯基的遺孀張宏濱向我講述了羅生特的事跡。上世紀90年代起,卡明斯基受中國方面委托,發現和整理了羅生特手記,向世人重現這位偉大人道主義者的生命歷程。

羅生特生于1903年。德國吞并奧地利后,他因參與反法西斯抗議而被送入集中營,被打傷腎臟,打斷肋骨。此后他短暫獲釋,條件是14天內必須離開。于是羅生特告別母親,來到中國上海。他在法租界開設診所,憑借精湛醫術很快揚名。

期間,他加入了共產主義學習小組,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有了更深認識。羅生特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早在1937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就已開始同法西斯主義戰斗,而彼時一些歐洲國家尚未識破法西斯主義的真面目。

1941年,國民黨悍然發動皖南事變,羅生特得知后拍案而起,當即決定加入蘇北新四軍,以醫術服務抗戰軍民。他啟程北上,憑借德國傳教士扮相通過日寇盤查,在新四軍接應下輾轉抵達位于鹽城的新四軍軍部。“自由的中國從這里開始。”他在手記中寫道,“這兒在江蘇,我們是反法西斯的最東邊的堡壘。”

從繁華的上海到貧窮的村鎮,變化之大令他震驚。“在我們看來,這里就沒有醫院。傷病員們都躺在鋪在地面的稻草上……缺藥品和器械、缺人手和專業人員……傷病護理人員都超負荷地工作。”一次他給部隊干部體檢,結果發現“幾乎所有的人都營養不良、貧血、有胃病”。

在艱苦的條件下,羅生特努力將本領發揮到最大。他輾轉于不同的醫院,給新老傷員動手術。一位戰士左腳被誤診為破傷風,將被鋸掉,羅生特復查確診為炎癥,排除手術,保住了戰士的腳。他還參與籌建新醫校,迎來一批又一批從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奔赴根據地參加抗戰的青年學生。

張宏濱回憶說,此前中國國內舉辦羅生特紀念活動時,農民張月芹老人送來錦旗,上書“沒有羅生特醫生,就沒有俺一家人”。原來,當年還是孩子的張月芹曾患重病,部隊工作繁重的羅生特不顧疲勞,悉心醫治,一條幼小生命才得以延續,如今已繁衍為一家幾十口人。

羅生特很快適應了新的生活:“我經歷了沙眼、瘧疾和回歸熱,漸漸渾身也長滿了虱子。”他像老兵一樣將綁腿纏上八圈,習得些許中文,記下了一大批指戰員的名字,甚至能用江蘇方言問診。敵機來襲,大家就撤往城外一片墓地躲避,他從容翻開書本,誦讀起戲劇《哈姆雷特》片段,在機槍的“伴奏”聲中,仿佛重回故土……

工作之余,他考察著根據地的情況。他寫道,雖然日軍占據了城市,但新四軍活躍在農村地區,不斷發動游擊,破壞日軍交通線。這樣的策略之所以能成功,根本原因在于群眾擁護。一名老鄉告訴羅生特,他曾經歷日軍劫掠和國民黨抓壯丁,只得將大兒子藏起來。新四軍到來后,“沒人拿我的任何東西,捐稅也比原先少了好多”,兒子也主動要求參軍。

在根據地期間,羅生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抗戰勝利后,他又參加了解放軍。新中國成立后的1949年11月,他終于返回久別的維也納,可他的母親數年前已被納粹殺害。1952年,旅居以色列的羅生特因病在特拉維夫逝世。

隨著他的手記重見天日,一段時代史詩再次鮮活。張宏濱向記者展示了羅生特的真跡,她說,羅生特喜愛文學,他有一個未完成的心愿,是在戰爭結束后出版一本書。

數十年后的今天,羅生特終于走入文學世界,并成為書中的主角。奧地利華人作家、歐洲華文筆會會長方麗娜近期在中國出版了非虛構長篇小說《到中國去》,該書基于史實創作,從何鳳山救人寫起,講述羅生特和另一位奧地利猶太裔醫生傅萊先后來華,并加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的事跡,羅生特手記的一些內容被融入其中。

此外,本書還還原了德國記者漢斯·希伯、美國醫生馬海德、印度醫生柯棣華等共約20位來華國際友人形象,他們與羅生特一樣,都見證和參與了抗戰,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結下深厚友誼。“他們的文化與職業背景各不相同,但都懷著同樣的理想投身抗日洪流,那便是消滅法西斯,拯救全人類。”方麗娜接受采訪時對我說。

在書中塑造各國反法西斯人士的英雄群像,描畫他們人生的軌跡和心路歷程,方麗娜希望向讀者揭示那超越國界的人性光輝:在人類的至暗時刻,各國人民命運交織,休戚與共,將個人力量匯成不可阻擋的洪流,彰顯全人類對自由與正義的共同追求。

歷史漸行漸遠,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再次回望這段世界人民守望相助的偉大歷史,那崇高的人道主義精神愈加耀眼。“每個社會里總有人愿意冒著失去一切的風險去救助他人。”施陶丁格說,“即便在奧斯維辛集中營,也有人分出自己的面包——明知自己可能會餓死,卻依然幫助別人。”她說,何鳳山和羅生特等人就是這樣將人道精神置于一切之上的人,為守護人類平等和世界公正而堅決同法西斯抗爭。

“我們需要這樣有人道情懷的人。”她說,“尤其在今天,當那些親歷者相繼離世時,更需要把這樣的人重新放在人們面前,作為我們所有人的楷模。”(賈金明 于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