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個省份集中排查整治超時加班問題，如何界定加班時間成為痛點

“我好像下班了，又好像沒下班”

北京市人社局近日公布了兩起公司因違法延長勞動者工作時間被處罰的典型案例。

除了北京，四川、山東、安徽、河南等多個省也都開始集中排查整治超時加班問題。

“每天不是在加班就是在工作。”在某頂級會計師事務所工作的于紅發了一條朋友圈，配圖是公司附近的地鐵站，即便到了家，移動辦公工具上的諸多事項，也讓她有“我好像下班了，又好像沒下班”的感覺。

北京市人社局近日公布了兩起公司因違法延長勞動者工作時間被處罰的典型案例。除了北京，四川、山東、安徽、河南等多個省也開始集中排查整治超時加班問題。

回應民聲但存在后續問題

北京人社局近日公布的2022年第一批重大勞動保障違法行為的公告中，有兩家公司因為違法延長勞動者工作時間被處罰。

此前，該局還發布通知，3月15日至5月15日期間，在全市組織開展工時和休息休假權益維護集中排查整治，聚焦重點行業企業，集中排查整治超時加班問題。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法治建設的完善，社會各界對于超時加班危害的認識也不斷加強，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副院長范圍教授認為，對于懲治嚴重超時違法加班的呼聲越來越強烈，此次集中整治，是對民眾呼聲的回應。

從事相關工作10年的人力資源工作者黃蕊倩認為，此次集中整治超時加班維護了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對其他一些嚴重超時加班企業也起到了敲警鐘的作用，讓企業自省自查，減少嚴重超時加班現象。

記者注意到，此次北京兩家公司因違法延長14名和44名勞動者工作時間僅被罰款7000元和17600元，依據的是《勞動保障監察條例》第二十五條規定，用人單位違反勞動保障法律、法規或者規章延長勞動者工作時間的，由勞動保障行政部門給予警告，責令限期改正，并可以按照受侵害的勞動者每人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標準計算，處以罰款。因此，每人罰款500元的標準，已經是頂格處罰，但在黃蕊倩看來還是“違法成本太低”，對企業震懾作用都會打折扣。

在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勞動關系與人力資源學院教師王瀟看來，此次整治超時加班有一定的示范作用。但對于企業來說，激烈的市場競爭是他們想方設法讓勞動者多加班的驅動力；對于勞動者來說，就業、醫療、教育等巨大壓力是迫使他們接受超時加班的外部原因。

因此，處罰企業并未觸及超時工作現象的本質，會帶來執行不力的后續問題。

如何界定加班時間成為痛點

于紅加完班回到家已是晚上10點多，可她并不能休息，而是打開辦公軟件，與項目組成員開會商討這個審計項目的最后過審事項。

不止是于紅，很多受訪者都表示“我好像下班了，又好像沒下班”“生命不息，手機不停”。隨著各類移動辦公產品的發展，將員工裹挾到了一個“隨時隨地”處于待命狀態的環境中。在這樣的環境下，如何界定加班時間成為“痛點”。

我國對每日工作時間有著明確的規定，例如，國家實行勞動者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8小時，平均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40小時的工時制度；用人單位應當保證勞動者每周至少休息一日。

然而立法上對于工作時間本身的界定卻較為模糊。如果公司沒有明確員工需要加班，那么員工在下班后繼續工作就屬于自愿加班，由此產生的超時工作往往不被算作加班。另一方面，不良企業文化的存在讓加班變得常態化。那么超時加班的時間如何界定？

對此，范圍教授認為，加班時間通常是勞動者在用人單位要求下在正常工作時間之外為完成工作任務而延長工作的時間，實踐中關于加班時間的認定確實存在不確定性。但是客觀來說，加班時間與工作任務相關，之所以加班、甚至長期加班，跟工作任務的分配不合理有關，這涉及到勞動定額問題。

王瀟也認為，超時加班難監督的原因在于，員工收入、職級等與績效掛鉤，員工為了保住工作和收入愿意向管理方妥協，但簡單延長勞動時間，實質上無助于高質量發展。

如何杜絕超時加班

據黃蕊倩介紹，在實際工作中，實行標準工時的企業，如果要確認員工加班是需要審批的，這就涉及到擁有審批權的管理方為了降低用工成本而控制批假的數量，對于員工申請加班的行為也起到抑制作用，從而形成“自愿”加班的現象。

在家開完遠程會議的于紅看了看時間，已是夜里11點半，吃完降壓藥后她終于可以休息了。長期的熬夜和高強度的工作讓剛剛30歲出頭的她身體亮起紅燈，醫生囑咐多休息可以讓血壓平穩，但于紅停不下來，整個項目需要協作完成，“如果你休息，那上下游協作的同事也沒法工作，項目會因為你停下來。”

超時加班的危害是多方面的，范圍教授認為，一是侵害勞動者休息權和健康權，嚴重的超時加班危害員工的身體健康，嚴重的可能導致過勞猝死。二是破壞市場的公平競爭秩序，如果沒有工作時間限制，企業會通過不斷延長勞動者的勞動時間來降低成本，對遵守工作時間規定的企業而言不公平。

那么超時加班該如何禁止？在黃蕊倩看來，“最主要的是保護好員工的合法權益，公正透明，例如足額、按時支付加班費或更多的工資，遵循自愿原則。”范圍也認為，應該規范勞動定額標準，確立合法用工的意識和制度；同時加大勞動監察執法力度，提高企業違法成本。

“其實很多時候的加班是在等待項目組相關環節的交接。”于紅說，企業可以用更高效的組織和管理能力，避免無效加班，盡可能地讓員工在合理合法的辦公時間內提升效率。（記者 甘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