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準群眾關注點 中國多個重點領域執法取得重大進展

重點領域執法向縱深推進

抓準群眾關注點攻堅克難動真格

□　我國多個重點領域執法取得重大進展

□　首批食藥監管執法司法督察初見成效

□　生態環境執法抓住薄弱環節集中攻堅

□　安全生產監管執法監督交上合格答卷

2018年，必將載入史冊。

這一年，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正式出爐，涉及范圍之廣、調整程度之深，超出人們想象，堪稱改革開放近40年來歷次機構改革中，最有遠見和魄力的方案。

這一年，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正式組建，明確全面依法治國工作98項任務，其中加強對食品藥品、安全生產、環境保護等重點領域執法工作，作為14項重要任務之一，一同交由執法協調小組具體承擔。

一年以來，我國多個重點領域執法取得重大進展：在生態環保執法領域，全國實施行政處罰案件18.6萬件，罰款數額152.8億元，同比增長32%，是新環境保護法實施前2014年的4.8倍；安全生產領域同樣碩果累累：2018年全國生產安全事故總量、較大事故、重特大事故與上年相比實現“三個下降”，其中重特大事故起數和死亡人數分別下降24%和33.6%……

多位受訪專家告訴《法制日報》記者，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不斷加強重點領域執法，取得的成就舉世矚目；尤其是2018年以來，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全面統籌下，生態環境保護、食藥安全、安全生產等重點領域執法取得突破開始向縱深推進，老百姓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顯增強。

食藥監管執法司法督察邁出堅實步伐

食藥安全大于天。

因為這既是基本的民生問題，也是重大公共安全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對食品、藥品等領域的重大安全問題，要拿出治本措施，對違法者用重典，用法治維護好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

如何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食藥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中央依法治國辦副主任、司法部部長傅政華給出了明確答案，“要堅決查處人民群眾在食品藥品安全領域的每一起舉報。另外，要把行政執法和刑事司法緊密銜接起來，加大對突出問題的專項整治，重拳出擊”。

不出一個月，一場聲勢浩大的食藥監管執法司法督察很快落地。

五個督察組由中央依法治國辦、中政委、最高法、最高檢、教育部、公安部、司法部、農業農村部、文化和旅游部、國家衛生健康委、市場監管總局、國家藥監局等十幾家單位組成。遼寧、福建、河南、湖北、四川成為首批食藥監管執法司法督察地。

督察發現，有的地方對食藥安全重視程度逐級遞減、層層弱化，有的市、縣領導干部談食藥監管只會“原則講、講原則”，對具體問題底數不清，存在“上頭熱、下頭冷”問題。有的領導干部將貫徹落實等同于“開會傳達過”“專題學習過”“組織研究過”，缺乏具體舉措，存在“口號響、落實虛”問題……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食品藥品與環境犯罪研究中心主任李春雷告訴記者，開展食藥監管執法司法督察，既可以發現各地食藥監管執法司法領域短板，比如哪些法律法規在嚴懲食藥違法犯罪的作用發揮還不夠充分，哪些法律制度保障不夠有力，為今后制度完善提供依據，也有利于不斷強化黨政領導干部抓食藥安全的責任，全面整改重點領域隱患問題。

李春雷注意到，幾乎與食藥監管執法司法督察同步，頗具里程碑式意義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改革加強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食品安全意見》)在今年5月正式印發。

《食品安全意見》明確提出，到2020年，基于風險分析和供應鏈管理的食品安全監管體系初步建立，食品安全整體水平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基本相適應。到2035年，基本實現食品安全領域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李春雷告訴記者，《食品安全意見》是第一個以中共中央、國務院名義聯合出臺的食品安全工作綱領性文件，為各地區各部門貫徹落實食品安全戰略提供目標指向和基本遵循，極具里程碑式意義。

專家普遍認為，這份文件闡明了“四個最嚴”的具體含義，表明了黨中央、國務院對做好食品安全工作的堅定決心。其出臺將加快建立食品安全領域現代化治理體系，提高從農田到餐桌全過程的監管能力，提升食品全鏈條質量安全保障水平，切實增強廣大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環保督察促進環境總體改善

“約談黨政領導干部1042人，問責130人。”

“海南、福建、青海等地群眾舉報不實率較高，兩家央企下屬企業具體生態環境問題推動整改力度不夠。”

這是第二輪首批中央生態環保督察組近日交出的階段性成績單。

其實，這場席卷全國的環保督察風暴始于2015年。河北成為風暴的起點。

不過，這項創新被很快推向全國。中央只用兩年時間，實現對全國31省份全覆蓋。

北京公眾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告訴記者，這場環保風暴的最大特點，就是動真格，意在以中央權威克服制約環境保護的難點，實現了由“督企”向“督政”、進而向“黨政企同督”的巨大轉變。

“毫不夸張地講，從2015年開始，我國在環境執法和監管信息公開取得的成績，可以用一年一個臺階來形容。”馬軍說，中央環保督查(后改名為中央生態環保督察)在此期間起到關鍵作用。

就在第二輪督察開始前一個月，2019年6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工作規定》(以下簡稱《規定》)。

這一文件引起了馬軍的注意。馬軍認為，《規定》是生態環境保護領域首部黨內法規，以黨內法規的形式來規范督察工作，充分體現了黨中央、國務院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工作的堅定決心。　　　在馬軍看來，《規定》的出臺，表明中央生態環保督察將形成常態化、規范化、程序化，也充分表明中央希望更多依靠法治手段，形成強大的環保合力，《規定》為依法推動生態環保督察向縱深發展提供了保障。

與此同時，作為加強生態環境保護的重要一環，污染防治相關部署及行動緊鑼密鼓展開。

2018年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全面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堅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對加強生態環境保護作出重大部署。

《意見》明確提出，要打好三大保衛戰、七大標志性重大戰役。

馬軍認為，《意見》要求針對最突出的問題和領域，抓住薄弱環節集中攻堅，解決一批社會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這些舉措有利于帶動污染防治攻堅戰的縱深突破和生態環境保護的全面進展。

在此文件指引下，環境執法交上了令人滿意的答卷。

2018年，開展藍天保衛戰重點區域強化監督，向地方政府交辦涉氣環境問題2.3萬個，加強“散亂污”企業及集群綜合整治；推進全國集中式飲用水水源地環境整治，1586個水源地6251個問題整改完成率達99.9%；嚴厲打擊固體廢物及危險廢物非法轉移和傾倒行為，“清廢行動2018”掛牌督辦的1308個突出問題中1304個完成整改，比例達99.7%。

在此期間，生態環境部還及時印發《關于進一步強化生態環境保護監管執法的意見》，要求各地區、各部門切實強化和創新生態環境監管執法，堅決糾正長期違法排污亂象。

專家認為，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推動生態環境保護決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態環境持續改善，一大批多年來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生態環境問題被推動解決，生態破壞問題得到有效遏制。

安全生產監管執法力度空前

“限期整改15818家、停產整頓2155家，取締關閉2670家不符合基本安全生產條件的企業，行政罰款4836.5萬元。”

2018年，各地積極開展工貿行業粉塵防爆專項整治工作，取得積極進展。

專項整治期間，江蘇省按照分級屬地原則，共開展專項執法檢查3917家次；廣東省將粉塵涉爆企業執法檢查納入重點執法行動，全年檢查企業8150家次，行政罰款1462.8萬元；重慶市集中開展3個月的專項執法行動，派出3個督查組指導轄區內各地區聚焦重大事故隱患嚴格執法。

粉塵防爆專項整治，只是安全生產領域加大監管執法的一個縮影。

黨的十八大以來，尤其是2018年以來，各地不斷加大安全生產監管執法力度，我國安全生產形勢持續穩定向好。

今年1月至7月，山西各級煤礦安全監管部門累計檢查煤礦4352礦次，共排查出一般隱患73195項，重大隱患167項，依法責令停產停建整頓煤礦146處。

而在廣西，上半年，安全生產監管執法機構實施行政處罰856次，其中，事故處罰190次，罰款2983.11萬元；監督處罰578次，罰款996.29萬元。

與此同時，安全生產監管執法制度化同樣邁出堅實步伐。

2018年3月，《安全生產監管執法監督辦法》(以下簡稱《辦法》)頒布并實施。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涂永前告訴記者，《辦法》是對國辦2015年4月印發《關于加強安全生產監管執法的通知》中監管執法監督的進一步具體化，提出了更加具有可操作性的要求和程序。《辦法》明確執法監督的三種方式為綜合監督、日常監督、專項監督。

涂永前認為，此舉意味著安全生產監管執法監督將有章可循，正式步入法治化、常態化軌道，能從根本上消除當前一些地方在安全生產監管執法工作中出現的責任部門重視不夠、保障不力、“腰桿”不硬的體制機制障礙，《辦法》的出臺很顯然是針對這些“病灶”開出的具體藥方，將顯然有利于進一步強化安全生產監管執法工作落到實處。

2018年3月22日，應急管理部正式揭牌。當年底，應急管理部交上答卷十分亮眼：2018年，全國自然災害因災死亡失蹤人口、倒塌房屋數量和直接經濟損失同比近5年來平均值分別下降60%、78%和34%，生產安全事故總量、較大事故、重特大事故與上年相比實現“三個下降”，其中重特大事故起數和死亡人數分別下降24%和33.6%。

安全生產形勢穩定持續好轉，與新組建的應急管理部不無關系。涂永前告訴記者，按照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新組建的應急管理部，整合了原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的職責等多達13個部門的應急管理職責。這樣的體制機制重構和系統安排有利于及時有效應對處理突發事件，顯著提高了政府應對突發事件、維護公共安全的能力。尤其是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協調統籌下，有利于破解當前安全生產執法領域存在的薄弱環節，將優化安全生產監管工作的質效，使安全生產監管執法再上新臺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