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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去得堅決，美國的生活卻也艱苦——遭遇過歧視，面臨過拮據，卻從未彎過脊梁。博士論文答辯時，王先生提出了一個新的觀點，導師認為不對，連說3次“No”。王先生對自己的研究和思考有信心，也鎮定地回答了3次“Yes”，接著做了詳細的闡述，最終獲得導師的贊同。 但我最難忘的，是王先生對我講的一件小事。 在美國時，她為了省錢，無論去哪兒，都是步行。她走得很快，因為只要看到美國人走到她前頭，她就一定要超過他。正因為有這樣一股不服輸的勁兒，才支撐著王先生走得比別人都要遠。 “國家不要給我那么多錢” 王先生去了美國不久，張先生也受普林斯頓大學之邀，跟了過去。兩人還在那里生了一個兒子。王先生在美國的學術也做得很出色——她與物理學權威烏倫貝克共同提出了一個震動學界的觀點，即以兩人名字命名的“王承書—烏倫貝克方程”。有人說，王先生如果留在美國，拿諾貝爾獎是遲早的事。我無法評價這是否過譽，但回國確實是王先生和張先生拋下一切做的決定。
當時，美國政府有一條禁令：凡是在美學理、工、農、醫的科學家都不允許回新中國。王先生和張先生都在被禁之列。直到1954年，周總理在日內瓦會議上譴責了美方的強盜行徑，美國政府才在國際輿論的強壓之下，不得不逐步解除禁令。 王先生和張先生得知后，一邊把書刊打包悄悄郵寄回國，一邊鍥而不舍地向美國政府遞交回國申請。駁回來，又遞交上去；再駁回來，再遞交上去……終于在1956年得到了放行。 我問過王先生，當年為什么會回國。王先生答得簡單，只說自己想回來，回中國做貢獻。她不愛說漂亮話，做的永遠比說的多。為了搞科研，她常年住在集體宿舍，很少回家，顧不上丈夫、幼子；為了帶隊伍，她言傳身教，直到80歲高齡還拿著放大鏡一篇篇看學生論文；為了保密，她從國內、國際的物理學術殿堂銷聲匿跡，再沒在學術刊物上發表過論文，連給學生的著作審校也不愿署名……在我心里，她是一個很真的人，做科學研究是真，真下功夫；做人也真，真心無愧。 1961年，王先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那一天開始，她就從280多元的工資里拿出200元交黨費，剩下的80多元里，還要拿出一部分去資助學術活動和生活困難人員。黨委勸她：“王先生，你不能這么交，你還得生活呀。”王先生搖搖頭：“我既然入了黨，就要給黨做貢獻。我用不了這么多錢，國家不用給我那么多錢。”后來，張先生去世了，王先生又將兩人一生的積蓄，以張先生的名義全捐給了“希望工程”。如今，在西藏薩迦縣，還能找到那所以張先生名字命名的文裕小學。
有人說王先生是“有福不會享，有錢不會花，有權不會用”。好像確實是這樣，她這一生，一直在付出、在給予。如果說她最后還留下了什么，我就讀一讀她的遺書吧—— 虛度80春秋，回國已36年，雖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是由于客觀原因，未能完全實現回國前的初衷，深感愧對黨、愧對人民。死是客觀規律，至于什么時候我卻是未知數，“笨鳥先飛”，留下自己的幾點希望。 1）不要任何形式的喪事； 2）遺體不必火化，捐贈給醫學研究或教學單位，希望充分利用可用的部分； 3）個人科技書籍及資料全部送給三院； 4）存款、國庫券及現金等，除留8000元給未婚的大姐王承詩補貼生活費用外，零存整取的作為最后一次黨費，其余全捐給“希望工程”； 5）家中一切物件，包括我的衣物全由郭旃（即王承書兒媳）處理。 1994年6月18日，王先生在北京病逝，享年82歲，生前身后干干凈凈。 作者：段存華（口述）《環球人物》記者鄭心儀（整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