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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她，我們至今還是瞎子” 我和王先生前后腳進入了北京原子能研究所——我是在1957年，從北大物理系畢業后接受的分配；她是從美國回國后，1958年從近代物理研究所調了過來。不過最開始，我在鈾同位素分離研究室，她在熱核聚變研究室，并不在一塊兒。 在我們大院里，王先生很引人注目，因為她個子很高，冬天也穿著裙子、單鞋，但手上會戴雙皮手套，一看就是有氣質的大知識分子。我早就知道她，但真正認識是在1961年。那時中蘇關系惡化，蘇聯撤走了援華的專家，能搬走的資料全搬走了，搬不動的機器扔在那里，沒人會用。國家決定派一批中國專家前來支援，王先生就被調到我們鈾同位素分離研究室。
我們那兒負責研究原子彈的原料鈾，原子彈爆炸就是用鈾—235產生原子裂變而來。但鈾礦石中鈾—235的含量只有0.7%，要通過幾千臺機器，進行非常復雜的濃縮，才能得到可使用的豐度90%以上的鈾—235。這是一項極其艱深的技術，當時只有美國、蘇聯和英國掌握了。我們有蘇聯沒搬走的設備，卻不知道設備運行的原理，更不清楚遇到問題該怎么解決，腦子里一片空白。 調來的專家里，有人負責搞化工、有人負責關鍵部件，而王先生負責把理論搞清楚。其實王先生一開始也搞不懂。她在國外研究的是大氣中的稀薄氣體，原子彈也好，鈾同位素分離也好，都是不搭界的事。時任第二機械工業部副部長錢三強找到了她，問她愿不愿意為了國家改行，“請你考慮考慮”。王先生想都沒想，當場就說： “不用考慮，我愿意服從領導的安排。” 王先生答應得爽快，卻不是不清楚這個決定背后的難處。她后來曾對人說：“年近半百，轉行搞一項自己完全不懂的東西，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再一想，當時誰干都不容易，何況我在回國之前就已暗下決心，一定要服從祖國的需要，不惜從零開始。”改行二字，說起來簡單，但只有我們搞科研的人才明白背后的破釜沉舟、不計名利。
當時，理論組只有我和幾名北大的同班同學，總共三四個年輕人。王先生一到，先從我們手里借走了“三本經”，也就是我們跟著蘇聯專家學習時抄錄的3本講義筆記。我們聽是聽了，抄是抄了，其實一點兒沒懂，因為里面講的東西都離我們太遠了。王先生拿著“三本經”，把自己關在屋子里，廢寢忘食地看。等她看懂了，就給我們辦學習班。在哪兒辦？帳篷教室里。因為沒有多余的地方，我們只能找個露天的地方，搭個帳篷當教室。 王先生講課方式很特別，總是先問我們：“你們都看懂了嗎？”然后讓我們一個人講一段。我們一邊講，她就一邊提問和指導。我們的課堂氛圍特別好，大家能隨意發言、討論、提出不同意見，不會因為我是小技術員就不敢說話， 也不會因為你是大科學家我就全聽你的。 除了教我們，王先生還用手搖計算機和計算尺做了大量的計算工作，算出設備的穩定態。別人算的時候左手敲鍵，右手列算式，她因為力氣小，左手敲不動鍵，只能用右手中指壓在食指上，一下一下敲鍵，然后再拿起筆，記下計算出的結果。后來，幾千臺設備取出的鈾—235還是有雜質，我們才知道幾千臺設備之外的另外幾百臺設備，原來是作進一步凈化用的。這幾百臺設備要怎么級聯、怎么使用？誰都不知道。這時候又是王先生起了作用，算出了要怎么用才能分開雜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