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藝雙馨的牛犇們向今天的青年人示范了——信仰、情懷、擔當，應是文藝工作者的初心

把總書記的勉勵信反復讀、反復體悟，牛犇心頭交織著忐忑和坦蕩。他忐忑于，自己這樣一個中國電影的“小人物”怎樣才能用加倍的努力來回應總書記的囑托，不負偉大時代；他的坦蕩在于，回望演藝生涯，“我認認真真完成了組織交給我的每一件工作，做到了堅定地跟黨走，矢志不渝”。

從11歲入行到83歲入黨，牛犇在黨的引領下走過了漫長歲月，終于在耄耋之年達成夙愿。翻看社會主義文藝發展史，類似的故事絕非孤例。上海市文聯主席、上海中國畫院院長施大畏告訴記者，中國畫家朱屺瞻在百歲高齡時成為一名黨員；上海中國畫院原副院長、吳昌碩的入室弟子王個簃在87歲生日前夕，完成夢想；兒童文學家陳伯吹和“三毛之父”張樂平都是在古稀之年光榮地成為一名中國共產黨員。

藝術大師們歷經歲月風霜，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張樂平在70歲時作了一幅畫，畫面上他歡欣鼓舞地抱起小三毛，向黨獻上一束花，題詩四句：“畫筆生涯五十春，贏來白發映丹心。七十當作十七樣，追逐紅旗再長征。”這詩與畫，情深意切地道出老畫家的赤子之心。王個簃曾在1958年第一次遞交入黨申請，歷經種種考驗，始終對黨忠誠。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他將自己在戰亂時期收藏的大批珍貴文物無償獻給國家。當聽聞自己被批準入黨后，他更是喜極高吟：“生命不息永戰斗，老年邁步上征程；畢生聽從黨安排，補瓦添磚永不停。”朱屺瞻這位世紀老人，生命跨越了多個年代，最終，他作出了與數千萬共產黨人一樣的選擇。

更令人動容的是，“中國舞蹈之母”戴愛蓮，曾經在生命垂危之際，于病榻上用盡全身力氣，握緊拳頭，一字一句宣誓入黨。戴先生當年為什么放棄國外生活，毅然投身于戰火紛飛的祖國？她在歷盡波折后，為什么要在病痛纏身時堅持入黨？當年輕的舞蹈人有幸在北京天橋劇場看到珍貴的視頻資料，一個答案呼之欲出——漫長歲月里的所見所聞，令這些藝術家越發堅定了跟黨走的信念，酬償半個多世紀的愿望。

以德立人，創作無愧于時代和人民的作品

在27日上影演員劇團的學習座談會上，團長佟瑞欣透露不久前發生的一件事：“牛犇老師前陣子準備外出拍戲，我擔心老爺子太辛苦，就以劇團有事務需要他為由，勸他留在上海。”不料，牛犇已簽下合同并入組兩天。他一方面牽掛劇團事務，一方面又深深為自己的毀約行為感到抱歉。于是，他按合同約定，主動給劇方賠償了30余萬元。“清清白白做人，以德立人。”老藝術家正是以高潔的品格毫無雜念地投身于創作，才能不斷捧出無愧于時代和人民的作品。

為黨和人民而創作，是一代代文藝工作者最樸素又崇高的理想。2001年，年屆古稀的姚筱舟在迎接中國共產黨建黨80周年的日子里，光榮入黨。時間倒退回1958年，是他寫下了幾首小詩，其中一首便是《唱支山歌給黨聽》。“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小詩發表后，撞進了當時上海音樂學院教師朱踐耳的心里。作曲家將之譜成曲子，交由正在上音深造的藏族歌手才旦卓瑪試唱，很快傳遍全國，經久不衰。

事實上，還有一大批早年就跟隨黨參加革命的藝術家們，他們以德立人，以創作無悔于時代和人民的作品為藝術的至高追求。正如上影集團黨委書記任仲倫談到：“呂其明老師將《紅旗頌》的所有版權都獻給了國家。他說，‘我是為革命先烈的犧牲精神所感動，我為他們而創作，即便今天有人看重名與利，為人民而作、為英雄譜贊歌，仍是我不變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