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史仍需以讀書為根基

作者：南開大學教授 喬治忠

近20年來，網絡信息技術迅速發(fā)展，深刻影響著各行各業(yè)，史學研究也不例外。歷史文獻、歷史資料數(shù)據(jù)庫的建設使史料的檢索、復制極為快捷和方便，許多未曾閱讀過的書籍中的資料借助網絡信息技術也能夠被直接利用。在這種情況下，傳統(tǒng)的讀書治史方式是否需要徹底改弦更張？這確實是史學研究面臨的一個新課題，需要作細致的探討和辨析。

史學研究與記載歷史事實的書籍有天然的不解之緣，研究歷史必然要研讀史籍。中國史家傳統(tǒng)的讀書方式，講求精讀系統(tǒng)性的史籍與相關典籍。越往后代，書籍、文獻越加積累，汗牛充棟已不足以形容其部帙之多，研究者欲全部閱覽已無可能，于是類書、書目、各種索引應運而生，給讀者提供了極大方便。然而，各種類書良莠不齊，而且割裂原書籍的內容，再機械地分類編輯，呈碎片化狀態(tài)，所取史料的形成背景、語境、前因后果基本消失，因而會導致誤解。因此，在以往的史學研究中，類書只能起到輔助作用，閱讀重要的系統(tǒng)性史籍仍然是史學研究的基本功。正因為如此，古人剖析類書，常常提醒學者：“抄撮類書，非根柢之學”。不過，無論類書還是目錄學著述、索引，都是以“書”的形式出現(xiàn)，長期以來，治史以讀書為根基，無人懷疑和挑戰(zhàn)。

到了當代，電子學術資源興起，這些資源大致可以分為三類，一是電子掃描和鏡像版的圖書、文獻，二是互聯(lián)網上的知識資料與信息，三是可以檢索的學術資料數(shù)據(jù)庫。電子掃描和鏡像版的圖書、文獻，與原書一致，僅載體不同，對學者而言均屬讀書，無多少區(qū)別。互聯(lián)網上通過搜索引擎獲取的大多為普及性知識和學術信息，對治學方式的沖擊也不大。只有可檢索的學術資料數(shù)據(jù)庫，極大地改變了史學研究者獲取史料的途徑，沖擊著傳統(tǒng)的讀書治史方式。近年來被廣泛使用的四庫全書數(shù)據(jù)庫、二十五史全文閱讀檢索系統(tǒng)、四部叢刊全文電子版、讀秀網、中國基本古籍庫等，已然涵括了過去史家難以想象的資料，而數(shù)據(jù)庫建設仍方興未艾。從理論上講，只要解決好操作技術問題，所有資料都可隨時提取，速度非常快、史料非常多。而且，數(shù)據(jù)庫還可以由學者自行設計檢索內容，這使它實質上已經不同于類書。不過，數(shù)據(jù)庫仍存在與類書相似的缺陷，這決定了它還不能取代讀書治史的基本理路：第一，所得資料也呈現(xiàn)為碎片化的堆積，失去其形成的背景和特定的語境，存在誤讀的可能性；第二，檢索所得史料，難分真?zhèn)危乙蚋盍选⑺槠y直接考辨；第三，受數(shù)據(jù)庫涵括內容的限制，可能缺少很重要的典籍資料，如《四庫全書》的編纂暗地里排斥了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一書。

在史學研究中，具體史料的運用必須依托于對相關歷史背景狀況的整體理解，決不能依靠史料的堆積而不知鑒擇。史學研究者的學術素養(yǎng)必須在讀書、思考、研討和撰著的實踐中培育，要有史料鑒別和考訂的能力，要有理論思維，僅僅掌握史料的供應手段是遠遠不夠的。因此，在網絡信息時代，認為有了學術資料數(shù)據(jù)庫就可以輕松治史了，顯然是不正確的。缺乏基本的學術素養(yǎng)，直接取用具體的史料，出錯的幾率頗高。例如，以“實錄”為名的史書產生很早，但許多史書的性質與唐太宗時開端的朝廷官修、記述一朝皇帝言行、以政務為中心的編年史性質完全不同，而史學界將其混同看待的卻不乏其人。這是在“名”與“實”之間的失察，而學術資料數(shù)據(jù)庫的檢索就是以詞語、字串為核心來匯集資料，所以特別需要警惕。

為提高史學研究水平，讀書治史的理路不可拋廢，但信息檢索技術的重要作用對讀書提出了更高要求。在網絡信息時代，史學研究者在讀書上應作出調整和改進。比如，讀書包括閱讀電子掃描和鏡像版之書，學者應努力建設自己的電子圖書館；史學研究中運用數(shù)據(jù)檢索手段發(fā)現(xiàn)的重要資料出自陌生的書籍，就要跟進閱覽，這樣才能讓信息化檢索起到促進讀書、增益研究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