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感性回歸的“奧斯卡”面臨影響力危機

解讀成功個例時，別忽視了好萊塢的“商業(yè)本能”

《逃出絕命鎮(zhèn)》是本屆奧斯卡獎“最佳影片”提名片單中，被評論界認為最“政治正確”的一部電影。電影首先指責了白人的虛偽——為了延長生命竟然獵取年輕健康的黑人，將之催眠后洗腦，進行大腦轉移手術來完成續(xù)命任務，然后含蓄地指出黑人的一些特點，比如男仆人的呆板嚴肅、女仆人的皮笑肉不笑以及男主角好友的夸張與搞怪。當然，最終故事是建立在黑人主角勝利大逃亡這個皆大歡喜結局上的。

其實，對于《逃出絕命鎮(zhèn)》依靠“政治正確”接連摘取各大獎項的批評，是站不住腳的。美國電影極少有敢“政治不正確的”，換句話說，只要是涉及種族、性別、性取向等敏感話題，好萊塢一向都會選擇倒向大眾——怎么討觀眾喜歡就怎么干。與其說是“政治正確”，不如說是一種“商業(yè)本能”。政治是政治，生意歸生意，這些年好萊塢為了討好中國市場，從開始時的走過場，到后來的度身定做，也證明了這一點。

《逃出絕命鎮(zhèn)》最具討論價值的，是它的小成本制作模式，即如何在有限的資金條件下，通過強化影片的類型色彩和故事曲折性來制作一部吸引人的話題電影，這是《逃出絕命鎮(zhèn)》給美國電影帶來的新示例，也為其他國家打算在電影創(chuàng)新方面一展拳腳的創(chuàng)作者提供了思路。

從歷史與藝術的角度而不是僅僅從“政治正確”的角度來講故事，也是本屆奧斯卡獎另外兩部獲提名電影《至暗時刻》《敦刻爾克》的鮮明特點?！吨涟禃r刻》里的丘吉爾是眾所周知的歷史人物，《敦刻爾克》也是著名的戰(zhàn)爭事件，電影并沒有淪落到一個令人厭煩的陳舊敘事軌道上去?！吨涟禃r刻》極力著墨于丘吉爾的復雜內心和細膩行為，《敦刻爾克》以近乎炫技的形式來重現大撤退的場景，竭力想要擺脫教科書式的說教。

是向感性回歸，還是影響力出現危機

在影視學者戴錦華看來，今年的奧斯卡獎在難民問題、種族主義、宗教原教旨主義、恐怖主義威脅、民粹主義興起、全球急劇的貧富分化、人工智能應用所造成的棄民問題等題材方面全無涉及，當然，她也補充說，自己從來沒有期待好萊塢或者奧斯卡會對這些充滿急迫性的問題有所表現。

好萊塢電影在表達全球重大事件、社會思潮、文化沖突等方面，確實是存在延遲性的，但在以前幾十年里卻從來不會缺席，美國南北戰(zhàn)爭、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對越南戰(zhàn)爭、“9·11”恐怖襲擊、對伊拉克戰(zhàn)爭等為好萊塢提供了無數素材，美國國內存在的諸如種族歧視、經濟滑坡、失業(yè)問題、反政府情緒等，也是好萊塢的創(chuàng)作內容。但電影作為一個特殊的表達形式，的確需要沉淀與積累，創(chuàng)作者要等到有足夠好的素材和足夠清晰的表達目標后，才得以創(chuàng)作出優(yōu)秀的故事，要求好萊塢與時代步伐同頻是不現實的。

同樣道理，奧斯卡獎在評獎方面的延遲性特征也更強一些。這個獎項一向有“保守”的元素，這種保守也可以視為，評委們在等待時間去還原更多歷史真相，等待人們的價值觀往一個方向匯聚，他們手中的選票常常并不隨“風”而動。

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奧斯卡獎對于宏大敘事的偏愛、對于歷史題材的推崇以及對英雄主義和美國精神的迷戀，催生了一大批符號化極強的獲獎電影作品。這些電影裹挾商業(yè)片特有的娛樂性，在全球范圍內鞏固了好萊塢的統(tǒng)治力，同時也給人留下頑固的印象——美國在借助電影對外強力輸出其價值觀。

時至今日，人們對美國片的直接感觀并沒有太大變化，還是習慣于敏感地從中尋找溢出電影之外的因素。但事實上，通過奧斯卡獎獲獎片單已經可以看到，近十年來的好萊塢電影正在脫離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留下的強大創(chuàng)作慣性，在向上世紀四十、五十、六十年代的感性時期回歸——那是誕生了《卡薩布蘭卡》《花都艷舞》《八十日環(huán)游世界》《金粉世界》《公寓春光》《窈窕淑女》《音樂之聲》等無數活色生香電影的時代。在那三十年奧斯卡“最佳影片”的獲獎片中，幾乎看不到電影緊貼當時時政、社會的力作，電影的功能中，被強調和放大的是藝術與娛樂，而藝術與娛樂則是感性與夢幻的產物。

新世紀后的奧斯卡獎亦在逐步遠離歷史大事件，對社會狀況保持著理性的審視，在感性表達上卻大步流星?！端挝镎Z》《月光男孩》《愛樂之城》《海邊的曼徹斯特》《鳥人》《少年時代》《藝術家》《午夜巴黎》《請以你的名字呼喚我》，它們“組團而來”，正在對奧斯卡獎格局形成力量不菲的沖擊。雖然“奧斯卡”仍然習慣性地保持某種平衡，時不時讓嚴肅題材主導獎項風格，但強調電影感性一面的潮流已經呼之欲出。（韓浩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