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隆人還會遠嗎？ 科技工作者：我們有倫理高壓線

共通的科研倫理原則

雖然這些規定、條例由不同的政府部門發布，涉及的領域也不盡相同，但是在雷瑞鵬教授看來，它們背后卻有著共同的價值觀，有些原則貫穿了所有的“規定”。“我認為科研人員在科研活動中需要牢牢把握和遵守以下基本的科研倫理原則，即：尊重原則、不傷害原則、有利原則和公正原則。其實，在學術上，這些原則已經討論和界定得很清楚了。”雷瑞鵬說道。

首先是尊重原則，在科研活動中要尊重人的尊嚴、自主性、知情同意權和隱私權。比如，在人體試驗中，受試者可以自主選擇參加，也可以中途自由撤出試驗；在臨床試驗前，科研人員需要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受試者提供：研究目的、方法、過程、可能的風險和受益等方面的信息，讓受試者在理解的基礎上自主作出是否參加試驗的選擇，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邱仁宗研究員就曾撰文指出“干細胞治療”中的倫理問題，完全違反知情同意的倫理要求，將未經驗證的研究混淆為治療，向病人提供的信息往往是夸大效果、隱瞞、縮小風險；同時，科研人員也要尊重和保護受試者的隱私，不得將涉及受試者隱私的資料和情況向無關的第三者披露。

二是不傷害原則，這并不是說沒有任何風險或傷害，而是盡量將風險最小化。這就需要在試驗之前要對風險進行評估、權衡，所以要設立倫理審查委員會。

三是有利原則，科學研究要能促進人類科學知識的增長，增加人類社會福祉。在科研活動中事先權衡科研方案的利弊，開展“風險—受益”分析，科學上可預期的受益才能辯護研究中潛在的風險。

四是公正原則，科研人員在科研活動中要堅持正義與公道，公平合理地分配科研資源，在程序、回報、分配等方面公平對待受試者。比如，科研人員在選擇需要承擔一些風險的受試者時，要公平地去募集和選擇這些受試者，不能只選擇弱勢群體，研究的負擔和收益在不同群體、國家之間都要公平分配。

然而，調查發現，那些工作中經常涉及人類研究對象(受試者)的科技工作者中，有將近兩成的人表示對知情同意原則、尊重人類研究對象(受試者)的自主權、尊重人類研究對象(受試者)的隱私權和不傷害(風險最小)原則不太了解。

科研倫理中的“中國特色”

“在科學研究中，西方國家的科研人員非常強調知情同意原則。由于西方社會比較崇尚個人主義，所以科研人員只需要與受試者個人溝通，征得受試者個人同意，他們認為，受試者家人的參與，會影響受試者的自主決定。然而，在我國情況就不一樣了，很多事情特別是大事，我們都需要跟家人溝通，獲得家人的支持和贊同。比如做手術，此時，知情同意原則的具體實施過程在我國就會有些變化，可以是家人參與或協助下的個人同意。受試者需要與家人商量，需要家人給予理解和支持。”雷瑞鵬說，“但這只是一些具體做法上的調整，共同的價值觀、基本的尊重人的倫理原則還是一致的。”

在雷瑞鵬教授看來，我國在科研倫理管理方面的一些做法，也不同于西方國家。我國的科研倫理管理以部門為主導，比如說發布一些條例、規定等來管理。西方國家一般通過建立各種層級和類型的專家委員會(如：美國總統生命倫理委員會、法國國家生命倫理委員會)的方式來研討和鑒別倫理問題，由跨學科專家的討論、前瞻性地評估某項科學研究的倫理風險，并提出具體可行的政策建議。我國目前針對精準醫學、基因編輯、合成生物學、人工智能等重大新興技術的研發和應用，可以由中華醫學會、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等相關專業學會組織跨學科專家委員會制訂倫理規范和指南，經過試行取得實踐經驗再由科技部和衛計委制訂相應的管理辦法。

山西醫科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鄧蕊教授也持有類似的觀點，她曾表示，我國在引進倫理審查委員會之初也認識到其獨立性的重要，各地各機構成立倫理審查委員會及標準操作規程的制訂過程中，也都認同并強調這一點，但事實上由于儒家文化集體主義宗族血緣制度的影響，我國的倫理委員會大多數與各種機構有這樣那樣的依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