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情研究專家胡鞍鋼：“中國崩潰論”就是個國際笑話

“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的學者有義務對中國的創新進行理性客觀專業化的總結，并及時介紹給世界。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這就是中國學者的缺位。我們希望在這個過程中能構建出一個‘中國學派’。”

胡鞍鋼是中國知名的國情研究專家，在國家發展戰略、規劃、政策這一類問題上，公眾總能聽到他的聲音。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董事會主席約翰·桑頓曾評價胡鞍鋼說，“沒有任何一個中國思想者像他這樣準確地預測了國家發展的方向和速度”，并認為“他很可能是當代中國最全面也是最具務實主義的經濟學家”。

盡管胡鞍鋼的觀點經常引發廣泛的爭議，但這并不影響他認為中國將成為一個新型超級大國的信心。在他看來，這是中國學者面臨的歷史機遇。

“中國學者不能只做復制者、跟隨者，應該與西方學者競爭，對中國經驗進行專業化總結，并及時介紹給世界，形成自己的話語體系。”他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這就是中國學者的缺位。”

國情研究是在讀一部“天書”

中國新聞周刊：我們都知道你的研究方向是國情研究，這和傳統的學科劃分不太一樣，能不能簡單介紹下這門學科？

胡鞍鋼：我所從事的國情研究，在國際上稱為“當代中國研究”或“當代中國學”，以當代中國發展為研究對象。這不同于一般的社會科學研究，一般的社會科學研究是以某一學科領域為對象的研究，如經濟學、政治學等，而國情研究是運用不同學科理論和方法對一個特定對象的研究。

在海外，當代中國研究已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現在又成為“顯學”或熱門研究領域，這與中國迅速崛起直接相關，使得當代中國研究已經國際化、全球化。

為什么要研究中國國情呢？因為這是制定正確發展戰略的客觀依據，也是確定適宜發展目標、擬定有效發展政策的根本依據。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表明，重大的成功是戰略決策的成功，重大的失敗是戰略決策的失敗。

我從事國情研究已經三十多年了，近十幾年我特別關注中國發展成功背后的政治原因，這與我一直在參與中國發展規劃和重大公共政策研究的個人經歷和體會密切相關，也與我撰寫《中國政治經濟史論》系列的研究過程密切相關。

不過，國情研究遠比人們想象的難得多，復雜得多，即使像我這樣長期在國內參與中國改革開放研究的人也是深有體會。所以，我常把它比喻為讀一部“天書”。

中國新聞周刊：我記得你有一本書，叫《如何認識當代中國》，書中談到了應當如何研究當代中國的問題。

胡鞍鋼：是的。中國在過去三十多年的發展成就舉世矚目，同時也經歷了多重轉型。研究當代中國，本質上就是要真正了解、深刻認識和歷史總結中國社會多重轉型的動因、歷程、得失和前景。

對這樣規模巨大、深刻復雜的社會變革的認識和解讀不可能是唯一的，而是眾說紛紜，甚至相互沖突、大相徑庭。這是因為人們研究中國有不同的目的、不同的立場、不同的視角、不同的觀點和不同的方法，因此也會得出不同的結論。

但不管是哪一種結論，都要接受中國社會的實踐檢驗和中國轉型的歷史檢驗。隨著時間的流逝，許多曾經熱鬧一時的論點自然就會成為中國社會發展進程的歷史塵埃，只有極少數的認識和觀點經過客觀實踐的檢驗能夠成為歷史的真知灼見。

西方的當代中國研究，大多數的思路都是以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等不同學科或理論作為分析框架，很難形成全方位的研究。而我們的研究是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的、綜合的分析框架，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不僅要看樹木，也要看森林；不僅要看今天的中國，也要看昨天的中國，更要預見明天的中國；不僅要看中國自身，也要進行國際上的橫向比較，從外部看中國。

我經常對我的學生們說，我們進行的國情研究，是建立在三個“真”的基礎上的，即研究對象是“真世界”，這里主要是指真實的中國，而不是虛擬的中國；研究內容是“真問題”，這里主要是指真實的中國問題，而不是“偽問題”；研究結果是提出“真辦法”，這里是指“有的放矢”，而不是“無的放矢”。

“中國崩潰論”就是個國際笑話

中國新聞周刊：近些年，西方有一些學者總是預測中國會崩潰。當然，這些預言最后都沒有應驗。你認為，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胡鞍鋼：隨著中國崛起，世界各國越來越關注中國發展趨勢和中國對世界的影響。這就產生多種爭論和預測，在眾多西方預言中，中國始終面對國際輿論三種基本論調：“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中國門羅主義”。

實際上，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就一直伴隨著類似的論調。這些論調不只反映了西方意識形態的偏見，也反映了許多西方認識與理論的局限性。事實上，“中國崩潰論”等西方屢次看低中國的言論已經成了國際笑話。

西方預言的破產，不僅是西方國家政治偏見的必然結果，也反映了西方主流學者對中國國情缺乏深入了解，對中國制度缺少基本耐心，對中國優秀文化缺少基本包容。這與他們的思想方法有很大的關系，基本上就是樹木式的看法，而不是森林式的。

事實上，這已經引起了一些美國學者的反思。比如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就說：如果你以美國的中國研究專家預言北京的能力，來作為評價我們貢獻的標準，那我們的記錄很差。我們常常犯錯誤，不僅源于可利用的資料有限，而且源于幼稚、把學科框架強加給遠為復雜的現實，這都是導致我們犯錯誤的原因。

中國新聞周刊：我們在國家發展戰略、規劃、政策中經常能聽到你的聲音，但我們也注意到，你的觀點也常引起廣泛的爭議。比如，最近你提出“中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已超越美國，居世界第一”就有不少人反對。

胡鞍鋼：的確是這樣，就像前幾年我提出中國社會不是公民社會而是人民社會，當時一片反對。對這些反對聲，一般我不會回應，也不會去公開辯論，因為這些聲音本身就缺乏知識含金量，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專業，許多也不是他們本人的原創思想，更多的是舶來品。而且這些人也不會因為你與他辯論，就會改變自己的觀點，與他們辯論是多余的、無用的，太浪費時間和精力。更重要的是，我相信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中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已經居世界第一，這個結論是我們跟蹤十幾年計算出來的。在這里，我們講的是整體實力，不是平均水平。我們的整體實力超過美國了，但勞動生產力沒有達到。這個結論是發表在清華大學學報之后，我們才對外公布的。如果有不同意見，你可以寫文章挑戰，但不能罵人，這不是正常的學術爭鳴。

事實上，從這十幾年的實際情況看，我們的很多預測不是夸大了，而是保守了。我們一直強調原創，而原創常常違反一般人的認識。這也驗證了有時候真理就是掌握在少數人手里。

中國新聞周刊：有批評稱你為“御用文人”，因為你總是頻繁地受到政府的咨詢邀請。

胡鞍鋼：我們的研究成果，都是基于我們自己的學術研究，有數據，有專業的分析，不是來自上級或領導的授意。

當然，中央的決策是集全黨全國的智慧，很多與我們的意見一致，我不能說都是我們建議的，只能說我們和中央想到一塊去了。但這絕對不是我們在迎合，在粉飾。

因為常常是我們提出意見在前，中央的決策在后。所以對這種說法，我根本不關心，我只會認為你不專業，這是我的一個態度。

改革開放給世界送去中國經驗

中國新聞周刊：有人認為你的國情研究屬于“中國學派”，你本人是“中國學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你認同這種說法嗎？

胡鞍鋼：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的學者有義務對中國的創新進行理性客觀專業化的總結，并及時介紹給世界。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這就是中國學者的缺位。我們希望在這個過程中能構建出一個“中國學派”。

什么叫中國學派？就是要在第一時間、第一課堂、第一信息渠道總結中國道路、中國經驗、中國智慧。

事實上，這個群體已經逐漸形成了。像最近我們邀請的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王紹光，就屬于這種類型。我們有一些共同的經歷，比如都經歷過文革，都出過國，然后又都回來了，對中國的情況了解，對世界的情況也了解。

我記得，小平同志80年代初曾說過我們是世界公民，從這個角度看，我們也應該定義為世界學者。這些年，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一直在努力打造“中國學派”，展示“中國風格”，發出“中國聲音”，現在已經成為具有較大學術影響力、國際影響力和社會影響力的大學智庫。

當然，中國學者在國際上掌握話語權絕不是“天上掉餡餅”的事情，但也不是辦不到的事情，這就需要我們有自覺意識、主動意識，即自覺地、主動地參與國際學術競爭，力爭一席之地，進一步形成更大、更強的“中國聲音”。

中國新聞周刊：你認為，構建中國學派在當下有何意義？

胡鞍鋼：過去三十多年，中國創造了經濟發展的奇跡。可以說，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國家的人口超過十幾億，創造這樣的奇跡，也沒有一個國家像我們持續增長了30多年。這是我們學術的大舞臺，也是我們作出知識貢獻的大有作為的一個歷史機遇。

我們需要自覺的說明和解釋中國的奇跡，就像毛澤東所說的，要坐在中國這塊土地上來說明世界，而不是倒過來。更需要創新、創意，從而繼續創造正在發生的遠未結束的中國奇跡。

中國學者需要有學術自覺、學術自信，就是說我們要回答到底未來的中國是什么樣的社會，到底未來的世界應該是什么樣的世界，到底未來中國的道路是什么樣的道路。

一個民族要想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不能沒有理論思維。當前，中國正走向世界舞臺的中心，我們不能只生產物質產品，僅有Made in China，還需要產生思想，為世界提出中國方案、中國智慧和中國ideas，尤其是為廣大的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掃清道路。

過去我們常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列主義，今天中國的改革開放給世界送來了中國經驗，包括中國的實踐、教訓，來啟發幫助廣大的發展中國家。這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對人類文明而言，中國趕超美國不僅是由于中國人民的偉大創新，還是人類文明與現代智慧的共同結晶。

黨的十九大報告總結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十四條基本方略，對占全球人口80%以上的廣大發展中國家是雪中送炭。

這不僅是對中國未來中長期發展的部署，更是實現人類共同富裕、共同強大的中國方案，進一步明確了我國乃至世界進入新時代的形勢任務、目標原則、路徑手段、戰略策略、體制機制。中國的創意正在變為全球性的知識和想法。

中國新聞周刊：不過，客觀地講，目前在中國學術界占主流地位的仍然是西學。你認為，構建“中國學派”當前的主要障礙有哪些？

胡鞍鋼：目前的國際學術界，仍然是“西風壓倒東風”，西方學術界不僅獨占英文世界的文字優勢，而且借助社會科學雜志及教科書的影響，也擁有了影響中國大學講堂、教科書的話語權。再加上某些中國教授們“言必稱希臘”，使得 “西學”大行其道，占據了主流話語權。

陳云同志曾說“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我想應該再加上一個 “不唯洋”，即“不唯洋人(權威)，不唯洋書(理論)”，不迷信西方，不迷信美國。

真正的中國學者本身就是西方學者的競爭者，而不是復制者、跟隨者，更不是西方學者的“留聲機”。

為此，我們要讓中國學者率先“走出去”，加快將已有學術成果翻譯為不同文字，要持續不斷地寫作翻譯，還要爭取出版一本就要有一本的影響力。我們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每日挖山不止，總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中國學術界的有志者。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在教學過程中用的都是我們教師自己寫的書，從來沒講過翻譯的書。這樣雖然很辛苦，但我們一直堅持這么做。

我們的定位非常清楚，就是既要做學術界與政界的橋梁、政界與社會公眾的橋梁，又要充當中國與世界的橋梁，與世界對話，代表中國，介紹中國，解讀中國，闡述中國。

(實習生袁睿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