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神鋼到三菱，日企屢屢“越界”根源何在

繼上月日本神戶制鋼“淪陷”后，日本有色金屬巨頭三菱綜合材料株式會社近日也曝出產品數據造假丑聞。究竟是何原因，讓昔日以“工匠精神”享譽世界的日本大企業“集體塌方”？

東窗事發早有預感

此次三菱綜合材料的造假，與神戶制鋼如出一轍，幾可用“拷貝不走樣”來形容：

同樣是篡改數據——三菱材料旗下三菱電線箕島制作所2015年4月至2017年9月間生產的橡膠密封圈被發現篡改數據，數量達到約2．7億個。三菱伸銅若松制作所2016年10月18日至2017年10月17日間生產的銅制品存在數據篡改，涉事產品達到879噸。此外，三菱鋁材也被曝出數據造假。

同樣是殃及客戶——三菱電線箕島制作所的“問題產品”涉及229家客戶。其中，航空航天類客戶為70家。三菱伸銅若松制作所的問題銅制品涉及29家客戶。該材料主要應用于汽車行業。

同樣是知情不報——三菱電線和三菱伸銅早在今年10月就發現了問題，卻遲遲沒有對外公布，遭到外界強烈批評。

不少西方媒體認為，日本新曝出的丑聞并不令人感到意外。英國廣播公司（BBC）仿佛有先見之明，已預見到日本制造業的不當行為將層出不窮，因為兩大因素似乎在慫恿制造商們“越界”：一是日本企業面臨來自外國競爭對手不斷增加的壓力；二是日本2006年通過的《告密者保護法》增加了不當行為被曝光的可能性。

“偷工減料”養成記

日本大企業的偷工減料、弄虛作假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日本分析人士認為，從上世紀90年代起，國內經濟增長長期放緩是一個主要因素。它迫使日本公司改變商業模式，不惜走捷徑。

20年前，日本企業還專注于增長戰略。后來他們逐漸意識到，經濟將不再強勁增長，這意味著企業必須集中精力進行重組、削減成本和提高效率。東京富士通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馬丁·舒爾茨表示，提高效率的努力使得管理層急功近利，甚至不惜挑戰質量管控的底線。

由此可見，日本品牌在夾縫中求生存，急于求成和粉飾業績，是導致日本制造業近年來丑聞不斷的根源。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吳寄南表示，丑聞頻發與日本制造業的企業文化、勞動力隊伍結構變化有很大關系。

從企業文化方面看，以往制造業注重“現場為主，質量優先”，但近年來由于種種原因，利潤至上的觀念愈發突出，企業為此不惜偷工減料、弄虛作假，讓企業文化變了質。另一方面，日本企業內部等級森嚴、層級過多，而非扁平化管理。“大企業病”會導致很多基層的一線問題無法反映到最上層，信息上傳下達費時費力，容易積小患釀大禍。

從勞動力隊伍結構變化上看，大量使用同工不同酬的臨時工和派遣人員成為一大問題。20年前，臨時工人數在身處制造業第一線的勞動力比例為20%，現在約為80%。臨時工的工資通常是正式工的三分之二或一半，而且一旦企業經營狀況欠佳，他們往往成為第一批被淘汰者。凡此種種，讓他們缺乏歸屬感，日產公司大量使用無資質人員敷衍出廠檢驗手續的丑聞最能說明問題。

為安倍敲響警鐘

而日企的隱瞞謊報等，則暴露了日本企業管理監督不力、“家丑不外揚”的通病。

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日本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全國日本經濟學會副會長陳子雷指出，日本企業不乏“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潛規則。企業缺陷的曝光者往往要承受巨大壓力。因此，察言觀色獲得上層默許，采取“內部消化”的方式處理“不太嚴重的問題”，被中低層員工視為一種合理的選擇。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日企的經營與其說遵循市場模式，還不如說是出于政治等各種利益平衡的考慮。家族式管理使它難以根據市場的需求迅速做出調整，與全球化時代千變萬化的經營格局形成巨大反差。

“‘團塊世代’被視為上世紀60年代中期推動日本經濟騰飛的主力，而如今日本則受到少子老齡化困擾，再加上企業文化、經營管理模式、就業員工結構、用工制度改變等綜合因素影響，原本隱藏在光環下的問題逐漸浮出水面。”陳子雷解釋。

吳寄南認為，日企造假成為一種群體現象，為安倍敲響警鐘。“安倍經濟學”推行幾年來，雖然日本股市創25年新高，日元匯率降低促使出口企業盈利，但一個大問題是，日企不愿把200多萬億日元的內部積累用來直接投資，也不愿提高員工工資。這一定程度上是安倍釀成的惡果——只注重表面經濟數據的靚麗，但一些經濟的深層指標，如一線正式工人的比重、職業技能訓練的投入等則被忽視。這些或許將注定日本制造業轉型期的尷尬和“再崛起”的無奈還將持續一段時間。（記者：張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