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歐之間橫亙著“文明的沖突”

5月21日，土耳其執政黨正義與發展黨(簡稱“正發黨”，AKP)舉行特別黨代會，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當選黨主席。此前，埃爾多安已于5月2日重新成為正發黨黨員。原土耳其憲法規定，總統作為名義上的國家元首必須保持中立，因此，埃爾多安在2014年成為第一位直選總統后不得不退出其一手創辦并擔任黨主席13年之久的正發黨。今年4月16日土耳其修憲公投后，據新憲法規定，總統可以隸屬某一黨派，這為埃爾多安重新問鼎正發黨黨主席之位掃清了障礙。

土耳其正發黨成立于2001年，自2002年大選勝出后已在土耳其執政近15年，在振興經濟、提高社會福利等方面政績突出。該黨將自身定位為親西方的政黨，多年來積極與歐盟保持合作關系，致力于土耳其成為歐盟成員國。那么，在歐洲右翼抬頭、土歐關系緊張的大背景下，重新掌舵正發黨的埃爾多安總統，能否帶領土耳其人圓夢歐盟呢？

今年土歐沖突戲碼不斷

今年以來，土歐之間上演了各種各樣的沖突戲碼：2月，土耳其逮捕了具有德土雙重國籍的《世界報》駐土耳其記者于杰爾，引起德方強烈抗議；3月，為給修憲公投宣傳造勢，埃爾多安派其座下高官前往德國、荷蘭、奧地利等國宣傳拉票，但入境遭到拒絕，埃爾多安給德國、荷蘭扣上了“法西斯分子”“納粹余孽”的帽子，掀起雙方數輪罵戰；4月　16日，土耳其舉行修憲公投，以51.37%贊成票的微弱優勢通過了憲法修正案，將由議會共和制改為總統制，歐盟各國的官方反應均較為克制，但西方媒體中“民主的倒退”的評論仍不絕于耳；5月上旬，埃爾多安強勢喊話歐盟，要求歐盟遵守諾言，重新開啟土耳其入歐談判，否則再無商量余地，“你們別無選擇……如果不開啟的話：再見！”默克爾則明確回應，土耳其想要加入歐盟，就不能恢復死刑，若土耳其想就該問題進行公投，絕不允許在德國國土上設立投票點。鑒于土歐之間的緊張局勢，德國國內有評論認為，修憲公投后，“土耳其入歐的大門關上了”。

然而這扇門真的關上了嗎？　未必。土耳其橫跨歐亞兩大洲，有著地緣上的重要性，歐盟多年來在軍事、安保、經濟等方面對土耳其有利益訴求，在難民問題上，兩者更是利益盟友。即使是在關系最緊張的時候，歐盟依然會態度曖昧地暗示土耳其入盟談判仍存在可能性。近兩年，埃爾多安似乎也底氣十足，這位土耳其強人手握難民問題和敘利亞問題兩張“好牌”，前者用來威脅歐盟，后者用來和美國討價還價。

土耳其的入歐之路可謂道阻且長，最早可追溯到60多年前的　《安卡拉協定》，而2005年開啟入盟談判以來，常常是曙光乍現，復又熄滅。在拒絕土耳其入歐的問題上，歐盟給出的理由無外乎是土耳其未達到哥本哈根標準，在民主、人權、庫爾德少數民族、塞浦路斯問題等方面存在問題，土耳其相對落后的經濟水平、入盟后會撼動德法等主導國地位等問題，也是歐盟國家的顧慮所在。更大的障礙則在于，土歐雙方在文化、宗教方面的巨大差異以及由此帶來的身份認同問題。若是依照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這個問題幾乎是無解的，這也很好地解釋了為何土耳其的入盟談判如此曠日持久。

歐洲人真正的憂慮未宣之于口

歐盟的定義明確指出了歐盟是“28個歐洲國家的統一的政治經濟聯盟”，而只有3%領土在歐洲的土耳其從地理上看是否是歐洲國家，首先就得打個問號；其次，加入歐盟意味著擁有統一的歐洲價值觀，就像亨廷頓所說的“歐盟就是建立在共同的歐洲文化和西方基督教基礎之上的”，盡管土耳其在國父凱末爾的引領下努力世俗化、西方化、現代化，并和阿拉伯國家劃清界限，但作為99%人口為穆斯林的國家，土耳其永遠無法改變自己的伊斯蘭血統，也永遠無法改變西方基督教國家對伊斯蘭文明的忌憚。試想，5億人口的歐盟接納一個人口近8000萬的伊斯蘭國家，對于歐洲來說意味著什么。

我們不妨以德國為例做一個類比。德國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引入“客工”后，近半世紀以來已形成了龐大的在德土耳其人(裔)群體，8200萬德國人中有約300萬人具有土耳其背景，是歐洲擁有土耳其人(裔)最多的國家。在德土耳其人宗教虔誠，一般不與外族通婚且生育率高，但由于語言和受教育程度等原因，大多數人始終處于德國社會的中下層，政治話語權低。自上世紀90年代起，德政府推行了入籍歸化、加大文化融合力度等一系列政策，但社會上兩種文化間的沖突從來沒有停止過。從德國民眾的角度來看，他們希望穆斯林融入德國社會，從宗教、文化層面變成德國人，而不是在德國建立伊斯蘭族群。在身份認同問題上，“德國融合與移民基金會”2016年的年度數據顯示，53%無移民背景的德國人并不認為穆斯林是德國社會的一部分。我們有理由認為，土耳其人融入德國社會緩慢而艱難，而這或許是未來土耳其融入歐盟的映射或前瞻。

對伊斯蘭文明“反噬”基督教文明的擔憂，是歐洲人未宣之于口、卻隱藏在心靈深處的憂慮，這是文明間的死結，也是土耳其加入歐盟難以逾越的障礙。土耳其人的歐盟夢，不知何日能圓。

(作者馬繹，上海外國語大學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