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博物館路在何方？ 參觀須購票有人拔腿就走

2015年施行的《博物館條例》，讓一些私人博物館的身份得以明確，但它們扮演的究竟是怎樣的社會角色？未來將如何更好持續發展？多年來，答案似乎并不十分明確。

你會購票參觀嗎？

科舉匾額博物館 一看收費游客拔腿就走

71歲的姚遠利收藏了600多副匾額并親自布置了3000多平米的展館，2009年在高碑店村華夏民族園附近創辦了科舉匾額博物館。同樣作為“腰纏萬貫”但又“身無分文”的收藏家，他不愿意售出任何一個自己的寶貝。“人家都是挑好的買，如果一個博物館里，頂好的都被人給買走了，那這館還有什么看頭呢？”

造訪科舉匾額博物館，同樣是在一個下午。博物館外看是一個很大的二層仿古院落，屋脊吻獸俱全，看起來很是氣派。博物館的大門處，左右各立著一個從乾隆四公主墓地發現的3米多高的文武官石像生，二人分著朝服、盔甲筆挺而立，不怒自威。博物館的大門是一座明代無字石牌樓，上刻著的鳳凰、麒麟、獅子、仙鶴等栩栩如生，十分精美。

記者推門而入，旁邊雖張貼“門票40元”，但博物館售票窗口內并沒有人，售票的小房子里也落灰上鎖。在樓里邊呆了近兩小時，記者見四五次有人嘗試進來，一個看門的老頭上前說“要買票”，對方聽罷都悻悻而去，無一人購票參觀。

一位工作人員介紹，館內日常的日子也并不好過，除了對匾額本身很感興趣專程來參觀的人，過往的路人、游客很少有人會購票參觀。“大家好像都是這種心態，免費了就看看，一說掏錢，98%的人都拔腿就走。”

館內展品十分豐富，相比起古陶文明博物館，這里布展的“公共性”更強，不光有對科舉制度的全面介紹，很多展品都被放到了特殊的背景中，生動真實還原了古時場景。在院內一角就還原了古代科舉考試貢院里的號舍，逼仄的空間里僅有兩塊木板作為桌子和凳子，旁書“為國求材開科取士”，古時人們科舉考試時的艱辛場景現于眼前；而在另一角，則是最后一次科舉考試張貼出長長皇榜的情景，為了便于理解，館長還在跟前貼出現如今高考后學校的張榜作為對比。其中關于科舉作弊的部分讓人印象尤為深刻，巴掌大小的紙張上，密密麻麻寫滿了小米粒大小的文字，薄薄的一本，竟放得下41篇范文。姚遠利為了警示參觀者，還在旁邊放上了不少當代的高科技作弊工具。

“我們館藏的很多東西都比較專業，業內的人士喜歡來看；但我們建博物館是給大眾看的，要讓小學生、中學生來了也都能看懂。”在姚遠利看來，好的博物館不光能讓人看懂展品，還能帶給人以思考。平日有朝陽區很多學校組織學生到博物館學習，他都會向參觀的人強調館藏的朱元璋六條訓諭的拓片，“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在他看來，這些內容在今天仍十分適用，值得讓包括孩子在內的所有人銘記和學習。

除了對外的博物館功能外，這里還是中國匾額文化研究會的籌建處，也是中國匾額學的研究基地。在姚遠利看來，私人博物館要比一些普通的綜合性博物館在特定領域內會更專，也更全。“正是因為出于對特定領域的熱愛才會收藏、研究和保護，其中一小部分才能慢慢發展成博物館。單拿匾額來說，全國民間搞收藏研究的至少有幾十人，這樣的民間小團體，保護和行動都是走在官方機構之前的。”在博物館通過承接收費的團體性活動來維持、改善自身條件的同時，姚遠利也希望政府部門能更清楚認識到私人博物館在收藏、研究和保護方面的重要作用，從而加大對私人博物館的重視和扶持力度。

姚遠利認為匾額是儒學文化的濃縮，但當下中國幾乎沒有文化學者研究匾額，讓更多人關注到匾額、重視匾額文化，這是他辦博物館的初衷。

但因目前私人博物館多處于虧損狀態，有些已經難以維持關停轉賣，還有一部分有其名而無其實，打著博物館的名義在賣東西，這讓姚遠利不禁為私人博物館的命運擔憂。“私人博物館起的作用是拾遺補缺，讓我們的文化資源更豐富，所以肯定需要政府的支持才能維持。但礙于其藏品的私有性，有關部門對它們的保護總是顯得漫不經心。”

姚遠利共收藏了600多塊匾額，但現在，博物館的基本維持于他也成問題，他也再無財力去購買、收藏更多匾額。

■專家觀點

“化私為公”方能永續

客流小、不盈利，這幾乎是私人博物館遇到的普遍問題，但問題遠不止這些。北京晨報記者在調查中發現，原位于崇文門附近的穆明堂古瓷標本博物館，早已不知所蹤；國子監附近的松齋堂民間雕刻博物館也從去年“十一”開始裝修，讓不少慕名而來的游客吃了閉門羹；電話聯系到大興區的崔永平皮影藝術博物館時，館主憤懣地說道：“宣傳再多有什么用？不還是沒人來看嗎？”……

在北京民俗學專家高巍看來，私人博物館的出現源于近些年一些有財力的有識之士增多，他們通過自己的喜好，收集和展示特定的物品。與此同時，政府也在積極鼓勵倡導民間博物館。“東西消失的越快、變化越多，就越會引起人們的留戀之情，所以很多人開始對這些老古董、老物件兒重視起來。其中很多人收藏的是與生活息息相關的老物件，這讓參觀者能夠直接了解、體驗歷史，是非常好的一種形式。”

在高巍看來，政府對于私人博物館政策和資金方面的支持還遠遠不夠，還需要有專業人士和科學技術等資源參與和支持，這樣才能更好挖掘、利用具有特色的文化資源。“如此，不同的展館的差異也就出來了，觀眾看起來也深入有趣多了。”

但在中國博物館協會副理事長方勤認為，“私人博物館”更應該叫“私立博物館”，一字之差，講的便是一個公益化的過程。據他介紹，國外有很多知名博物館都是從私立博物館發展而來，近年來，我國的私立博物館數量增長迅速，但整體來說仍處于一個剛剛起步的狀態，理念和配套設施都很不完善。

“我們現在的情況是，一個人喜歡什么、收藏什么，把自己收藏的東西找幾間房子拿出來給大家看，就稱之為某某博物館。不管是所有花銷還是收的門票，都像是館長一個人的事情。”方勤解釋，在2015年頒布的《博物館條例》中就對非國有博物館的展覽面積、倉庫等各項內容都做出具體的規定，根據流程取得相應資質的機構才是真正的博物館，王金銘們的陳列室并不在此范圍內。

而除去“博物館”群體中的渾水摸魚的部分，方勤也認為當下的大多數私人博物館都缺乏科學的體系和優秀人才，大多只是憑借創辦者的好惡和偏好來操作、經營。“大家通過互聯網或團體接待等方式來增加門票收入，這當然是符合潮流的，但如果要長久存活下去，根本問題應該還是辦館者理念的改變。”

方勤解釋，如今眾多私人博物館遇到的最大問題就是資金問題，急切需要社會和政府的關注和幫扶，但展館的私人性質和社會化的資助有著明顯沖突。“私人博物館的創辦者更需要將私人藏品公益化的過程，有‘化私為公’的境界，將藏品捐獻給社會或建立理事會等，以此來保障其永續存在。當然，作為政府，也要積極引導和鼓勵私人博物館創辦人理念的轉變。”

■記者手記

別讓私人博物館自生自滅

老物件陳列室占著地利和免費的優勢，來的游客倒不少，滿足了王金銘把老北京的生活方式傳達于眾的愿望。但絕大多數的私人博物館并沒有這樣的運氣，走訪過程中，不少私人博物館為減少每年補貼的資金，甚至咬牙定下了并不便宜的門票。在東城區東花市北里的國石館，一張參觀門票的價格高達160元，要知道，聞名于世的故宮旺季門票也不過60元，可想而知，這樣的私人博物館整日門可羅雀。

高門票可能讓這些博物館陷入又一個死循環，門票越高，參觀人數越少，公益性也就隨之降低，甚至背離了當初建館的初衷。采訪中，皮影藝術博物館館長崔永平甚至說“宣傳再多有什么用啊，還不是沒有人來看”，一句大實話道盡了私人博物館的辛酸。好東西拿出來對外公開卻沒人看，實在可惜。

我們看到，一些博物館創辦人除了將自己收藏多年的藏品拿出來，“貼錢”又“貼人”，有的為之付出大半輩子的心血，在這種情況下，一味要求他們“提升境界”是不是過于苛刻？筆者倒覺得，在門票收入杯水車薪的現實下，政府補貼和扶持對這些“燒錢”的博物館就顯得尤為重要。

如今，大大小小的“博物館”如雨后春筍，兼顧一切似乎不可能，但對于那些有資質、有規格、有價值、有規模的博物館，相關部門能否在制定政策方面多傾斜一點？畢竟這些博物館的存在開闊了我們的視野，豐富了我們的精神世界，對于我們這個有著悠久歷史的民族來說，我們不希望多少年后，子孫后代只能在書本或照片上看歷史。在業界普遍艱難的時刻，我們應該搭上一把手，而不是坐視不管，任其自生自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