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公報》45周年 中美關系需要再定義

2017年2月28日是中美《上海公報》簽署45周年紀念日。

45年前的這一天，經過連續幾個月輾轉北京、杭州、上海三地的艱難談判，中美兩國政府于尼克松總統對中國歷史性訪問即將結束前在上海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聯合公報》，從而正式開啟了中美關系正常化的進程。

《上海公報》是中美關系的政治基石

《上海公報》是中美間第一份聯合公報，與1978年12月16日雙方同時發表的《中美建交公報》、1982年8月17日雙方同時發表的《八一七公報》一道，成為兩國關系發展的政治基礎，也為國際關系準則的發展沿革做出重要貢獻。

《上海公報》的歷史意義主要在于：

首先，解決了兩國在冷戰時期的相互戰略認知問題，明確了共同應對來自蘇聯的威脅的任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找到了“反對任何國家在亞洲建立霸權或在世界范圍內劃分利益范圍”這個最大利益匯合點和共識凝聚點。

其次，確立了中美兩國相處的基本原則，也就是求同存異、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不訴諸武力和武力威脅。這些原則的確立為國際關系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成為不同社會制度和對外政策國家和平相處的準則。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為如何處理臺灣問題這一中美關系當中的核心難點問題奠定了基調。《上海公報》寫明，“美國認識到，在臺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它重申它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關心。考慮到這一前景，它確認從臺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在此期間，它將隨著這個地區緊張局勢的緩和逐步減少它在臺灣的武裝力量或軍事設施。”

經中美雙方艱苦談判定下的美方措辭盡管帶著其對在臺利益的難以割舍，但終歸廓出了處理中美關系中臺灣問題的基本方向，設置了反對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臺”、“一個中國、兩個政府”、“兩個中國”、“臺灣獨立”和鼓吹“臺灣地位未定論”的活動的兩國交往底限。

第四，明確了中美關系正常化的目標，并確定民間往來和貿易、科技、文化、體育、新聞交流先行，保持官方溝通管道暢通。這樣的思路在后來的中美關系發展過程中始終延續，為今天兩國廣泛領域合作做出了歷史性的鋪墊。

中美關系走過了一條不平凡的路

《上海公報》簽署45年來，中美關系走過了一條極不平凡的路。這條路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從1972年到1991年，中美由對抗轉向合作，期間比較重大的事件包括1979年兩國正式建交、簽署《建交公報》，1980年因蘇聯入侵阿富汗中美等國共同抵制莫斯科奧運會，1982年雙方發表有關美國對臺軍售問題的《八一七公報》，1984年里根總統訪華、中國參加洛杉磯奧運會，等等。在整個1980年代的多數時間里，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步步深化，雙方關系經歷著相當積極友好的“蜜月期”。

1989年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美國率領西方國家發起對華制裁，中美關系急轉直下，但即便在那樣嚴峻的情況下，雙方仍保持接觸，老布什政府沒有允許兩國關系徹底破裂。

這一階段雙邊關系發展的主要驅動力是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的共同戰略需要。這20年間的中美關系發展主要體現在政治方面，兩國經濟合作雖也不斷擴大，雙邊貿易額從1979年的僅23億美元增長到1990年的117億美元，但由于中國國力有限，世界影響不大。

第二個階段是從1992年冷戰終結到2013年，中美失去共同戰略對手，美國基本上放棄了以往大三角關系中對中國戰略價值的估量，但美國以把中國納入國際體系為宗旨奉行對華接觸政策，中國以美國為主要合作伙伴推進改革開放。雙方經濟合作發展迅速，兩國關系的維系因素更加豐富、共同利益基礎更加深厚。

發生在這期間的重大事件是：1999年中美就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達成雙邊協議，這標志著中國改革開放和中美經濟合作進入新的時期，極大促進了中國的市場經濟建設。2001年911事件發生后中美開展反恐合作，這事實上扭轉了小布什政府上臺初期在新保守主義勢力操縱下把中國確定為主要現實競爭對手準備對華可實施遏制戰略的趨向，為中美關系延長了一個大約10年的穩定發展期。2009年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機制建立，這無異于為兩國關系提升到全球層面進而成為一組真正意義上的大國關系提供了重要的機制性保障。

這個階段，在市場因素和全球產業鏈發展的驅動下，中美經濟關系發生了巨大的飛躍，確立了深度的利益交融。1991年中美貿易額為253億美元，2013年擴大到5200億美元，成為僅次于美國與加拿大的最大規模國別貿易，有力促進了經濟全球化的發展。

這個階段，盡管中美關系不再以針對第三國的戰略合作為主要維系因素，但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特別是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挑戰的同步增多，為兩國提供了更廣泛的合作點，雙方為應對朝核、伊朗核、跨國犯罪、氣候變化等重大國際地區問題開展協調，中美在應對朝核問題六方會談進程中的合作是這方面的突出事例。

第三個階段是從2013年至今，兩國在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理念指導下，以經貿合作、市場交融、人文交流、全球治理協調為主要支柱穩定發展彼此關系，在軍事安全領域開始探索有效管控摩擦風險的方式，同時彼此關系的外延向網絡、外空、深洋、極地等“新邊疆”拓展。隨著中國加速崛起，中美關系的全球意義不斷增強。

這個階段最重要的事件莫過于2013年6月習近平主席與奧巴馬總統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舉行的“莊園會晤”，它所達成的共識雖沒有在后來完整、持續貫徹到中美關系當中，但上升大國與守成大國不沖突不對抗、互利共贏的原則卻逐漸深入人心，雙方開始認真審視新形勢下的中美關系性質，有關探索之起步本身比結論更重要。

綜觀以上三個階段，中美關系總體穩定發展、互利合作不斷加深的趨勢貫穿始終，既給兩國的國運和社會形態發展變遷帶來深刻影響，也改變著世界的基本面貌。不能不說，中美戰略合作是推動戰后世界格局擺脫兩極對抗狀態步入和平發展、融合發展、多極發展的關鍵因素。不能不說，兩國利益交融是推動經濟全球化不斷深化發展、亞太地區經濟騰飛并走向一體化實踐的重要力量。

然而受意識形態分歧和社會制度、國際關系理念差異影響，兩國間的結構性矛盾始終存在，雙方圍繞經貿、人權、臺灣、涉藏等問題的摩擦此起彼伏。過去45年間，發生過不少次險些顛覆中美關系的危機型事件，比如1989年后的制裁與反制裁斗爭，1995至1996年因李登輝訪美和拋出“兩國論”而引發的臺海危機，1999年的南斯拉夫炸館事件，2001年的南海撞機事件，以及2010、2011年起因美國直接介入而開始發酵的南海局勢升溫。它們說明，影響中美關系健康發展的最主要障礙在于戰略和政治互信的缺失，而這種缺失的根源又在于美國不愿放棄利用涉及中國核心利益的問題牽制中國發展、改變中國顏色的企圖。

特朗普執政后，美國對華政策演變展現出較大不確定性。特朗普的執政理念--無論是“讓美國重新強大起來”還是“美國優先”，都表現出以中國為主要競爭對手和限制對象的跡象。如果特朗普政府以排斥、隔絕的辦法處理中美利益分歧，在掀起對華貿易戰的同時大力強化在亞太地區針對中國的同盟協作和軍力部署，那么中美關系將偏離已延續45年的基本正確方向。

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多年來包括《上海公報》在內的三個聯合公報確立的指導原則并沒有在中美關系的具體實踐中得到充分、完整的落實。在臺灣問題上，美國盡管出于自身安全利益和中美關系大局奉行一個中國政策、反對“臺獨”、支持兩岸對話交流，但堅持所謂《與臺灣關系法》和對臺“六項保證”，堅持對臺軍售，堅持推行“以臺制華”戰略，特別是在對臺軍售問題上事實背棄了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中的有關涉臺原則。

特朗普試圖通過挑動臺灣問題向中國施壓的作法已被證明是選錯了抓手。特朗普在2月10日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通話中重申了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然而在白宮公布的兩國元首通話新聞稿上，美方的措辭是“信守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HORNOR OUR “ONE CHINA”POLICY），這里就不排除所謂《與臺灣關系法》和對臺“六項保證”。在兩岸關系和臺海局勢更加復雜嚴峻的背景下，美國打“臺灣牌”的警號并沒有解除。

中美關系正在經歷新的蛻變

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中美關系無論在規模、形態還是性質上都發生了新的重要變化。《上海公報》簽署那一年，中國的GDP規模不足1000億美元，美國是1萬億美元，中國僅相當于美國的不到1/10。2015年，中國的GDP達到10.8萬億美元，已是中等收入偏上國家，美國則是17.8萬億美元，雙方之比為1：1.7。

2016年中國首超加拿大成為美國最大的貨物貿易伙伴，中方數據顯示兩國貿易額盡管因匯率、經濟環境等因素有所下降，但仍達5196億美元。2015年中國對美直接投資年度流量首超美國對華，2016年中國對美直接投資達300億美元。截至2016年底，美財政部數據顯示中國僅次于日本為美國第二大債權國，持有美國國債1.2萬億美元。兩國在人文領域的交流空間活躍，已開通了90多條往返中美的航線，每天平均有1.4萬人在兩國之間往來，目前有超過30萬中國學生在美留學。

一個當年《上海公報》談判和簽署者都未必能料到的現實是，中美關系只用不到半個世紀時間便真正成長為一組世界性的大國關系，更形成事實上的競合關系--既互為重要合作伙伴、又互為主要競爭對手，彼此協調合作和競爭摩擦都遍及雙多邊和全球層面各個領域。中美實力差距的迅速縮小預示著兩國關系的“歷史交叉點”即將到來，多種分析預測中國最快將在2030年前后實現GDP超美。這一趕超趨勢已對雙方處理彼此關系的心態和方式產生重要影響。

如果說進入新時期的中美關系有哪些變化最顯著，那么可以認為，除了兩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結成事實上的利益共同體，便是中國處理對美關系的自信不斷增長、設置議題能力的不斷提高。一方面，美國繼續自視為世界最強大的國家，決意保持領先優勢，同時通過強化同盟關系、追求絕對安全的方式維護在亞太地區的主導權。另一方面，中國的利益范圍持續拓展，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海洋權益的實力不斷增長，與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地緣戰略利益沖突問題開始浮出水面。因中國實施“一帶一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合作等倡議，美國對中國正另起爐灶構建新的國際體系的猜疑變得深重。過去兩年多，美國國內掀起對華政策辯論，主張放棄對華接觸政策的聲音不絕于耳。

中美關系重新面臨“向何處去”的疑問。日益突出的復雜現象是，在兩國高層接觸和各領域對話磋商密切活躍、彼此利益更加深度交融、重大問題協調持續不斷的同時，兩國社會制度和價值形態的不兼容、金融和經濟利益的摩擦沖撞、地緣戰略的相互競爭糾纏在一起，矛盾更加復雜難解，中美關系積極面的增長不足以壓制消極面的擴大，雙方仍不能確立足以將這一關系導向比不對抗不沖突更高精神境界和合作層次的根本共同利益，相反，那種認為把對方視為敵對國家和戰略競爭者有利于凝聚國內共識、主張在各自政治和經濟生活中“去對方化”的聲音開始以“政治正確”的方式壓制、驅逐那些主張中美協調合作的聲音。這樣的現象才是導致越來越多希望中美關系好起來的人逐漸喪失信心的根源，也是未來中美關系不穩定因素滋生的土壤，同時還是人們在熱議“逆全球化”時有意無意忽略了的現象。

近年國內圍繞中美關系的討論可謂沸反盈天，一直存在著一種不健康的現象：每當兩國產生摩擦，“中美必有一戰”的聲音便高亢不已；如遇雙邊關系顯示改善跡象或重要高訪進行，“中美攜手共治世界”的夢噫又一片繁盛。當蕓蕓眾生已經麻木了風中搖擺之時，冷靜、深刻的思考顯得尤其珍貴。思考的核心問題應是：中美關系的確定性應如何培養，雙方合作的理性目標如何界定？

會有第四個聯合公報嗎？

衡量一組雙邊關系穩定性、確定性的標尺，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它是否有足夠的法律和政治文件加以框定（DEFINE）。對中美關系這樣一組復雜關系而言，政治文件的作用不僅是道義上的，也具有法律意義。

現距中美之間最后一份聯合公報的發表已經過去30多年了，盡管三個聯合公報仍有現實意義，但它們的內容已不能完全覆蓋當今世界和中美關系的基本特征，《上海公報》對越南問題及亞洲其它問題的看法早已過時，美國售臺武器的事實操作一再突破“八一七公報”中的美方“逐步減少它對臺灣的武器出售”、“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后的解決”默契，臺灣問題也不再是中美關系居于表面的唯一核心難題，如今需要兩國領導層傾力關注、妥善處理的共識合作點和分歧敏感點大多是全球性的。

最重要的是，中國在成長，美國在改變，中美關系的性質和影響今非昔比了，其所依托的世界也大不相同了。如果說上海公報重點解決的是在美蘇爭霸背景下中美相互靠攏并打開重新交往之門的問題，建交公報重點解決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與美國交往的地位問題，“八一七公報”聚焦的是美國售臺武器問題，那些現如今中美之間需要的指導原則顯然已經遠遠超出了合法性范疇。

過去數年來，用什么樣的新的政治文件指導兩國關系，在雙方高層和戰略學界頭腦中一直是個若隱若現的問題。2011年1月美國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曾在《紐約時報》發文主張中美締結一份新的歷史性的聯合公報。后來，李侃如、基辛格、蘭普頓等不同代次的知名人士均曾表達過相近的愿望，中國國內專家學者逢重要高訪也時常發出類似聲音。

霍普金斯大學教授蘭普頓2015年5月6日在世界中國學論壇會議上演講時建議，中美應發表“第四個聯合公報”“闡明一、兩個主要觀點”，規劃一種遠見：第一，世界已經改變、權力分布已經改變，均勢和穩定是我們共同的目標，而讓任何一個國家來主導都不足以達到均勢的穩定；第二，兩國將會通力合作，并與別國合作，共同建立和調整當前的經濟和安全機制，以反映新的現狀。

不過，更多人并不認為第四個聯合公報有多大可能性。長期以來，對于已有的三個聯合公報，中方強調的次數和程度要比美方多得多，在理解上也比美方廣義得多。在美方內部看來，三個聯合公報是形成在冷戰結束前的遙遠過去的“過時貨”，它們并不具備足夠的法律約束力，即便有那么一些法律約束力也不能凌駕于美國的國內法之上，因而不應成為約束美國對外政策的一勞永逸的“枷鎖”。美國政府同時更沒有興趣為自己敲造一個新的“枷鎖”。

如有第四份中美聯合公報，它必須面對的一個關鍵性問題是如何在兩國之間達成共識，重申、延續已有三份聯合公報至今仍然具有意義的精髓部分，特別是在臺灣問題上。而這一旦以第四份聯合公報為殼重新談判，無異于在中美之間引爆一顆埋藏已久的政治上的定時炸彈。要么，雙方就得巧妙繞開這個難題，把第四份公報的焦點聚集在那些兩國能夠達成共識的問題上。然而，臺灣問題恐怕無法繞開。如果有第四個公報的話，臺灣問題仍將是核心。

必須承認一個事實，雙方在社會上尚未形成有利于推出第四份中美聯合公報的共識基礎和創意氛圍，這種創意必須超越雙邊關系的固化思維，為之樹立一個全球視野。再怎么說，聯合公報都只不過是個形式和載體，關鍵是兩國領導人是否清楚中美關系內核正在發生變化，并能夠從中獲得足夠的想像力，為中美關系的新階段確立理應屬于它的“時間價值”。即便沒有第四份聯合公報這個外在形式，中美高層也很有必要通過彼此之間的戰略和政策協調向國際社會作出“再保證”。

當年《上海公報》的發起人和談判者之一亨利·基辛格博士在回顧談判經歷時說，“蘇聯的威脅為中美修好提供了推動力，但兩國面臨的更大挑戰在于，必須建立起幾十年合作的信念”；“美中修好的好處并不是永恒的友誼或互相融洽的價值觀，而是重新達成全球力量平衡。”

《上海公報》簽署45年后，中美關系已成長為世界上最重要、最復雜同時風險指數較高的一組關系。前所未有地，中美雙方均以強勢姿態面對對方，軍事安全因素對兩國關系的塑造作用直接而強烈，加上網絡、外空等非傳統安全領域的較量，兩國關系站在新的十字路口。今后中美關系面臨的一大挑戰將是，缺少了共同戰略目標，利益交融再深厚也無法絕對確保兩國不起沖突。在這樣的情況下，紀念《上海公報》尤具意義。

時隔45年，《上海公報》的一些內容雖已不再適用于現實世界，但它的精神永駐，那就是相互尊重、合作共贏，尤其要相互尊重核心利益。《上海公報》的另一精神內核便是對話精神。從某種意義上講，中美圍繞《上海公報》構建共識的過程，特別是毛澤東、周恩來與基辛格之間的交談，正是兩國最早的戰略對話。過去八年間，《上海公報》精神轉換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理念的關鍵內涵。盡管“新型大國關系”提法隨奧巴馬卸任淡出人們視線和雙方政府公文，但其所強調的不沖突、不對抗、合作共贏原則仍然有效，需要以新形式在新高度上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