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公報》45周年 中美關系需要再定義

中美關系走過了一條不平凡的路

《上海公報》簽署45年來，中美關系走過了一條極不平凡的路。這條路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從1972年到1991年，中美由對抗轉向合作，期間比較重大的事件包括1979年兩國正式建交、簽署《建交公報》，1980年因蘇聯入侵阿富汗中美等國共同抵制莫斯科奧運會，1982年雙方發表有關美國對臺軍售問題的《八一七公報》，1984年里根總統訪華、中國參加洛杉磯奧運會，等等。在整個1980年代的多數時間里，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步步深化，雙方關系經歷著相當積極友好的“蜜月期”。

1989年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美國率領西方國家發起對華制裁，中美關系急轉直下，但即便在那樣嚴峻的情況下，雙方仍保持接觸，老布什政府沒有允許兩國關系徹底破裂。

這一階段雙邊關系發展的主要驅動力是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的共同戰略需要。這20年間的中美關系發展主要體現在政治方面，兩國經濟合作雖也不斷擴大，雙邊貿易額從1979年的僅23億美元增長到1990年的117億美元，但由于中國國力有限，世界影響不大。

第二個階段是從1992年冷戰終結到2013年，中美失去共同戰略對手，美國基本上放棄了以往大三角關系中對中國戰略價值的估量，但美國以把中國納入國際體系為宗旨奉行對華接觸政策，中國以美國為主要合作伙伴推進改革開放。雙方經濟合作發展迅速，兩國關系的維系因素更加豐富、共同利益基礎更加深厚。

發生在這期間的重大事件是：1999年中美就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達成雙邊協議，這標志著中國改革開放和中美經濟合作進入新的時期，極大促進了中國的市場經濟建設。2001年911事件發生后中美開展反恐合作，這事實上扭轉了小布什政府上臺初期在新保守主義勢力操縱下把中國確定為主要現實競爭對手準備對華可實施遏制戰略的趨向，為中美關系延長了一個大約10年的穩定發展期。2009年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機制建立，這無異于為兩國關系提升到全球層面進而成為一組真正意義上的大國關系提供了重要的機制性保障。

這個階段，在市場因素和全球產業鏈發展的驅動下，中美經濟關系發生了巨大的飛躍，確立了深度的利益交融。1991年中美貿易額為253億美元，2013年擴大到5200億美元，成為僅次于美國與加拿大的最大規模國別貿易，有力促進了經濟全球化的發展。

這個階段，盡管中美關系不再以針對第三國的戰略合作為主要維系因素，但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特別是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挑戰的同步增多，為兩國提供了更廣泛的合作點，雙方為應對朝核、伊朗核、跨國犯罪、氣候變化等重大國際地區問題開展協調，中美在應對朝核問題六方會談進程中的合作是這方面的突出事例。

第三個階段是從2013年至今，兩國在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理念指導下，以經貿合作、市場交融、人文交流、全球治理協調為主要支柱穩定發展彼此關系，在軍事安全領域開始探索有效管控摩擦風險的方式，同時彼此關系的外延向網絡、外空、深洋、極地等“新邊疆”拓展。隨著中國加速崛起，中美關系的全球意義不斷增強。

這個階段最重要的事件莫過于2013年6月習近平主席與奧巴馬總統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舉行的“莊園會晤”，它所達成的共識雖沒有在后來完整、持續貫徹到中美關系當中，但上升大國與守成大國不沖突不對抗、互利共贏的原則卻逐漸深入人心，雙方開始認真審視新形勢下的中美關系性質，有關探索之起步本身比結論更重要。

綜觀以上三個階段，中美關系總體穩定發展、互利合作不斷加深的趨勢貫穿始終，既給兩國的國運和社會形態發展變遷帶來深刻影響，也改變著世界的基本面貌。不能不說，中美戰略合作是推動戰后世界格局擺脫兩極對抗狀態步入和平發展、融合發展、多極發展的關鍵因素。不能不說，兩國利益交融是推動經濟全球化不斷深化發展、亞太地區經濟騰飛并走向一體化實踐的重要力量。

然而受意識形態分歧和社會制度、國際關系理念差異影響，兩國間的結構性矛盾始終存在，雙方圍繞經貿、人權、臺灣、涉藏等問題的摩擦此起彼伏。過去45年間，發生過不少次險些顛覆中美關系的危機型事件，比如1989年后的制裁與反制裁斗爭，1995至1996年因李登輝訪美和拋出“兩國論”而引發的臺海危機，1999年的南斯拉夫炸館事件，2001年的南海撞機事件，以及2010、2011年起因美國直接介入而開始發酵的南海局勢升溫。它們說明，影響中美關系健康發展的最主要障礙在于戰略和政治互信的缺失，而這種缺失的根源又在于美國不愿放棄利用涉及中國核心利益的問題牽制中國發展、改變中國顏色的企圖。

特朗普執政后，美國對華政策演變展現出較大不確定性。特朗普的執政理念--無論是“讓美國重新強大起來”還是“美國優先”，都表現出以中國為主要競爭對手和限制對象的跡象。如果特朗普政府以排斥、隔絕的辦法處理中美利益分歧，在掀起對華貿易戰的同時大力強化在亞太地區針對中國的同盟協作和軍力部署，那么中美關系將偏離已延續45年的基本正確方向。

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多年來包括《上海公報》在內的三個聯合公報確立的指導原則并沒有在中美關系的具體實踐中得到充分、完整的落實。在臺灣問題上，美國盡管出于自身安全利益和中美關系大局奉行一個中國政策、反對“臺獨”、支持兩岸對話交流，但堅持所謂《與臺灣關系法》和對臺“六項保證”，堅持對臺軍售，堅持推行“以臺制華”戰略，特別是在對臺軍售問題上事實背棄了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中的有關涉臺原則。

特朗普試圖通過挑動臺灣問題向中國施壓的作法已被證明是選錯了抓手。特朗普在2月10日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通話中重申了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然而在白宮公布的兩國元首通話新聞稿上，美方的措辭是“信守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HORNOR OUR “ONE CHINA”POLICY），這里就不排除所謂《與臺灣關系法》和對臺“六項保證”。在兩岸關系和臺海局勢更加復雜嚴峻的背景下，美國打“臺灣牌”的警號并沒有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