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那些消逝的中華文化典籍

【來自國家圖書館的報告·永樂大典】

重拾那些消逝的中華文化典籍

——《永樂大典》六百年聚散飄零珠還合浦的故事

光明日報記者 方莉 杜羽

2014年12月20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澳門大學橫琴新校區(qū)考察時，聽取了學生們的發(fā)言，并就弘揚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談了自己的看法。他表示：“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如同一座寶藏，一旦探秘其中，就會終生受用。我們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賦予中華傳統(tǒng)文化以新的時代內涵，使之成為我們的精神追求和行為準則。”習近平向澳門大學贈送了《永樂大典》重印本。

《永樂大典》這部近4億字、被《不列顛百科全書》稱為“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百科全書”的萬冊巨帙，自明永樂六年（1408年）成書以來，歷經滄桑：正本杳無蹤跡，嘉靖副本屢遭劫難，殘卷聚散離合，至今僅存400余冊，散落在世界8個國家和地區(qū)的30多個收藏機構。百余年來，222冊《永樂大典》從世界各地陸續(xù)匯聚國家圖書館，留下了一段又一段佳話，一代又一代學人從中輯佚古書，重新拾起那些消逝的中華文化典籍。

①皇史宬

“珠還合浦，化私為公”

“自1912年入藏翰林院殘存的60冊《永樂大典》以來，國家圖書館館名幾易，從‘京師圖書館’‘北平圖書館’‘北京圖書館’，到今稱‘國家圖書館’，不過館名雖變，大典的收藏工作從未停止，這離不開有識之士捐贈和幾代圖書館人的奔走尋訪。”說起這段往事，國家圖書館古籍館副館長陳紅彥念茲在茲，無比感懷。

抗戰(zhàn)期間，國難當頭，一些愛國文化人士自覺加入到搶救、搜集古籍善本的行動中來，化私藏為公藏成為當時不少人的共識。困居上海的鄭振鐸不斷出入書肆，尋找善本，并和北平圖書館保持聯(lián)系。時任北平圖書館館長的袁同禮則四處籌措購書經費。那一段時間收集的善本中，就有兩冊《永樂大典》。

“珠還合浦，化私為公，此亦中國人民應盡之天責也。”1951年，著名藏書家周叔弢將家藏的一冊《永樂大典》無償捐獻給國家，并致信北京圖書館表達自己化私為公的心愿。

就在那一年，在張元濟的倡議下，商務印書館董事會一致通過，將商務印書館所屬東方圖書館收藏的21冊《永樂大典》贈送北京圖書館。這批書由上海運至北京前，耄耋之年的張元濟在病榻上不停摩挲翻閱，與之殷殷作別。這其中，有不舍，更有大義。

1958年4月11日，北京大學圖書館兩位副館長梁思莊和耿濟安將4冊《永樂大典》，送交北京圖書館收藏。“這四冊內容是酈道元《水經注》的后半部，與此前商務印書館捐獻的前半部《水經注》配成全書，成為當時學術界、圖書館界的大喜事。”陳紅彥說。

中華書局編審張忱石在《〈永樂大典〉史話》一書中指出，這些公私藏家的捐獻基本是無償?shù)模敃r國家不可能向他們支付豐厚的獎金，唯有文化部頒發(fā)的帶有部長沈雁冰簽名的獎狀，作為精神鼓勵。“大家的愛國熱情、愛書熱情空前高漲，20世紀50年代成為《永樂大典》入藏北圖（國圖）的高潮。”陳紅彥表示，至1965年，館藏《永樂大典》達到220冊。

而第221冊《永樂大典》的發(fā)現(xiàn)和入藏頗具傳奇色彩。1983年，在山東掖縣農民孫洪林家中發(fā)現(xiàn)了一冊《永樂大典》。發(fā)現(xiàn)時，這冊《永樂大典》的天頭地腳部分已經不存，書里夾著花樣、鞋樣。幸運的是，當時的農家婦女雖不識字，但從祖上因襲的敬字惜紙傳統(tǒng)，使這冊大典得以保存下來。得知此書的重要價值后，孫家將書送到了掖縣文化館，掖縣文化館將其轉送到北京圖書館，北京圖書館收到書后即由專業(yè)修復人員做了復原。

②《永樂大典》內頁

“以各種方式促成大典團聚”

走進國家圖書館古籍館的辦公室，墻壁上看不到常見的書法繪畫，而頗為醒目的是一頁仿真復制的“湖”字韻《永樂大典》。它是為紀念2013年最新入藏國圖的第222冊《永樂大典》而制作的。這一冊大典的回歸頗為不易。

2007年11月，一冊《永樂大典》的出現(xiàn)讓赴上海調查古籍善本的全國古籍普查專家組既驚喜又疑惑。眼前這冊大典品相良好，明代包背舊裝，字跡端工的館閣體，從封面至紙頁皆無缺損，內容為有關“湖”字的唐宋元詩文，正好彌補了國圖藏《永樂大典》湖字韻的缺卷。

可是，20多年來都沒有新一冊《永樂大典》被發(fā)現(xiàn)，由加拿大華裔書主袁葰文收藏的這一冊是真是假？經過先后四次鑒定，專家認定此冊《永樂大典》為明嘉靖年間所抄零本，當是真品無疑。幾經周折，六年之后，這冊《永樂大典》使用國家文物征集經費從書主手中成功購買入藏國圖，成為流散海外的《永樂大典》實體回歸祖國的成功案例。

六十余年前，也不乏海外收藏《永樂大典》成功回歸祖國的案例。據(jù)2016年4月首發(fā)的中俄文版《中國與蘇聯(lián)關系文獻匯編（1952年—1955年）》披露：1954年6月，蘇聯(lián)國立列寧圖書館把原藏滿鐵圖書館的52冊《永樂大典》送還我國外交部。

這并非蘇聯(lián)首次將《永樂大典》歸還我國。1951年6月，蘇聯(lián)彼得格勒（今圣彼得堡）大學東方學系圖書館，把帝俄時代從中國掠走的11冊《永樂大典》送還我國文化部，文化部接收后即撥交北京圖書館。1954年，蘇聯(lián)科學院又把大典“夢”字韻一冊，送還我科學院訪蘇代表團。此后，1955年12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總理格羅提渥訪問中國時，將原來保存在萊比錫大學圖書館的3冊《永樂大典》交還我國。至此，67冊遠離故國的《永樂大典》結束顛沛流散的命運，回到祖國懷抱。

然而，現(xiàn)在仍然有近200冊《永樂大典》散藏在英國、日本、德國、美國等國家和地區(qū)的公私藏家手里，實體回歸絕非易事，以影印出版的方式讓《永樂大典》的內容率先回歸祖國，成為最佳的選擇。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中華書局將從世界各地搜集到的《永樂大典》復制品和國家圖書館藏本陸續(xù)影印出版。2002年，在《永樂大典》編纂600周年國際研討會上，國家圖書館藏《永樂大典》的仿真影印本首發(fā)。2004年，時任國圖館長的任繼愈呼吁“全世界《永樂大典》收藏機構、收藏家及有識之士以合作，大力支持”，慨允借用和拍攝原書。目前，國圖出版社已相繼出版了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葛思德文庫、美國亨廷頓圖書館等海外藏書機構收藏的《永樂大典》。

“我們期待能夠了解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永樂大典》更多零冊的消息，以各種方式促成大典的團聚。”陳紅彥說，這是幾代國圖館員的夙愿。

③《永樂大典》封面

“輯佚古書的淵藪”

“假如《永樂大典》全部保存到現(xiàn)在的話，我們對于中國古文學史的面貌是可以看得更完全的。……僅僅就這百存三四的《大典》說來，我們已經可以從那里邊得到不少的珍罕而且重要的資料了。”50年多年前，為搜尋《永樂大典》作出巨大貢獻的鄭振鐸先生如此感慨。

“今天看來，《永樂大典》在文獻保存方面的價值，遠大于它作為工具書的實用價值。”據(jù)陳紅彥介紹，《永樂大典》是當時最大的一部類書，“用韻以統(tǒng)字，用字以系事”，但在具體編排時，由于定韻標準不一，選擇不精，為檢索增加了不少困難，招致后人不少訾議。但是它保存了大量明初以前各學科的文獻資料，被稱為“輯佚古書的淵藪”：從知識門類上講，它保存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包括陰陽、醫(yī)卜、僧道、技藝等雜家之言；從輯錄范圍上講，則“上自古初，迄于當世”，“包括宇宙之廣大，統(tǒng)匯古今之異用”都被網羅無遺；以數(shù)字而言，則輯錄圖書七八千種，將明朝皇家圖書館文淵閣藏書囊括凈盡。

陳紅彥認為，從《永樂大典》輯出的佚書，不僅種數(shù)甚多，且大都具有極高的文獻價值。她舉例道，輯出北宋薛居正所撰《舊五代史》，使得二十四史沒有缺遺，為此乾隆皇帝還賦詩《題舊五代史八韻》表達欣喜之情，此詩被鐫刻在文津閣《四庫全書》的書架上；輯出或校補的《水經注》《續(xù)資治通鑒長編》等，都是重要的歷史文獻；輯出《曾公遺錄三卷》《明永樂順天府志》《薛仁貴征遼事略》等文獻，使幾乎失傳的典籍再現(xiàn)學林。

學者們從《永樂大典》中輯佚古書的研究還在繼續(xù)。2015年，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丁治民撰寫的《〈永樂大典〉小學書輯佚與研究》在商務印書館出版。丁治民以十年之功，從殘存的813卷《永樂大典》中輯得唐宋元明語言文字學書籍25種，3263條，約30萬字。對此，學術界評價：這些從《永樂大典》輯得的語言文字古籍及其研究成果將改寫半部中國音韻學史、中國語言文字學史。

這兩年，國圖為《永樂大典》設計開發(fā)了相關文創(chuàng)產品，“湖”字韻《永樂大典》單頁被制成仿真復制品，還出了附有《永樂大典》插圖的筆記本，受到不少網友關注。“這樣的文創(chuàng)產品讓古籍活起來，也讓更多人得以認識這部典籍的重要價值。”陳紅彥說。

《光明日報》（ 2017年02月20日 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