嬰幼兒養育家經難念 “全面二孩”倒逼社會化服務

制定行政法規予以保障

記者查閱資料發現，新中國成立初期，曾對嬰幼兒保育作出制度安排——鼓勵城市中的工礦企業、機關、團體舉辦托兒所，以“解決勞動婦女的孩子的寄托與教育問題”。改革開放以后，托兒所數量日漸縮減。

原新也發現，改革開放以后，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過程，我們有一個很大的動作就是企業減負，該社會承擔的事情應當由社會承擔，但很遺憾，在這個過程中，托兒所從中國基本消失了。

曾曉東認為，我們應該對此客觀看待，這種制度是和當時的財稅制度聯系在一起的，政府以文件的形式規定企業提供福利。現在，政府和企業的關系已經從“上繳利潤”變為“依法納稅”，要求企業提供相應的福利設施已經不再合法。

“除了財稅制度外，為方便婦女就業而提供的兒童養育的模式和質量也受到了質疑。因為設計兒童養育制度的出發點，是服務于兒童的發展而非服務于女性就業。”曾曉東補充說。

曾曉東認為，當然，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建立社會化嬰幼兒養育服務體系的重要性。重要性的表現之一是，祖輩看管打亂了年輕人及老年人各自的生活軌跡。其中，老年人和年輕人的沖突，老年人和年輕人各自付出的心理代價，是難以計算和度量的，這也成為家庭矛盾的主要來源。重要性的表現之二，就是隔代撫養產生的兒童發展問題。有許多研究表明，祖輩撫養的兒童，相對于父母養育的兒童，膽小、不合群、自理能力差。

“這些都在說明，政府部門需要盡快研究建立包括嬰幼兒養育體系在內的兒童發展‘一攬子服務’框架。”曾曉東說。

實際上，這個問題已經開始納入國家教育發展視野。

2010年頒布的《國家中長期教育規劃綱要(2010～2020年)》，已經提出基本普及學前教育。“重視0-3歲嬰幼兒教育。”綱要指出。構建早期教育公共服務體系，成為綱要的應有之義。

2015年12月底，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了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正案，明確全國統一實施全面兩孩政策，提倡一對夫妻生育兩個子女。

在“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綱要的要求顯得更為迫切。

修訂后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今年1月1日開始實施，一周后，全國計劃生育工作電視電話會議召開，會議強調，要完善配套政策措施，依法實施全面二孩政策，其中包括“要加強托幼、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務”的提供。

但這一具體的制度該如何設計，顯然國家層面還在醞釀之中。

下月初，國家衛生計生委相關司局將就“完善全面兩孩政策配套措施”召開專題研討會，其中就包括如何“加強托幼、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務”。

對此，曾曉東表示，實際上，如何分割社會和家庭對0-3歲嬰幼兒的養育責任，是發達國家普遍面對的公共政策選擇問題。

按照選擇的道路不同，可以分為兩種模式。一種是英美模式，養育兒童被認為主要是家庭的責任，政府在嬰幼兒養育中的責任以不替代父母責任為標準。第二種模式是北歐模式。政府在兒童養育方面發揮積極作用，不僅提供慷慨的育兒假期、育兒補貼，還提供機構化的兒童養育服務，以平衡家長工作和生活的沖突。

曾曉東建議，如果僅僅考慮0-3歲嬰幼兒的養育服務，考慮到中國人祖輩養育的傳統以及家庭成員之間相互依賴程度強的特點，同時也考慮嬰幼兒養育的巨大成本，家庭為主、社會為家庭提供可選擇的嬰幼兒養育服務可能是比較恰當的模式，并作出相應的制度安排。

曾曉東認為，使用“可選擇性的嬰幼兒養育”模式，而不是社會與家庭分擔的陳述方式，主要是想強調選擇自由。

尚曉媛告訴《法制日報》記者，對生育期的適齡夫婦提供更靈活的就業選擇，使他們可以更好地照料自己的孩子，并實現照料和工作之間的平衡。例如，在有薪產假之外，允許生育第二胎的父母享受更加靈活的就業和更長時間的不帶薪、或半薪半職的生育假期。

尚曉媛認為，這就需要國家支持多層次早期教育的發展，把早期教育逐步納入國家提供的公共服務項目中。

原新的建議則是，在依法行政大框架下，對于落實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的相關規定，最好由國務院制定行政法規，確保0-3歲嬰幼兒的養育得到制度化保障。

“在接收0-3歲嬰幼兒的托兒所普遍缺失的大背景下，各級政府部門和單位應該率先設置單位的哺乳和嬰兒照護場所。”原新說，“現在提倡政府和企業興辦托兒所可能一時難以實現，那么首先創造一些母乳喂養的公共環境和空間，并不是難事兒。”

記者 陳 　磊 實習生 陳佳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