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中的傳統與當代

2、文化是有機整體

文化自信，是一個包括對中國傳統文化、紅色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在內的自信。這種自信，既是對我國歷史上博大精深、為人類文明創造出不可磨滅貢獻的文化的敬意，也是對創造中華民族文化的我們祖先的禮敬；同樣，對紅色文化和社會主義文化的自信，包含對永不屈服、前仆后繼的革命先烈的崇敬，對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無數先進人物及其文化成果的敬意。只有對傳統文化的自信而沒有對紅色文化和社會主義文化的自信，這種自信是不完整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一個民族的文化是一個有機整體，既有傳統文化也有當代文化。最有生命力的文化是傳統與當代最佳結合，既繼承傳統又推陳出新，各領風騷。一個民族的傳統文化受尊重的程度，與它對現實的巨大影響是正相關的。優秀傳統文化的作用就表現在它在塑造一個民族的性格和民族精神上具有偉大作用，表現在它的基本精神和智慧為后世子孫克服困難、自強不息提供精神動力和源泉。

文化不是塑像，也不是死水，而是活的機體。文化必須適應社會的變化而變化。傳統文化要能夠存在和發展，必須表現為一種不會中斷的傳統。沒有傳統的傳統文化只是一個空名，而非實有；不再傳承的傳統文化表明文化的失傳，這種失傳的傳統文化已無跡可尋，它的存在是不可知的，它已不再是傳統文化，而是已經死去的失傳的文化。沒有傳統文化，當然談不上文化傳統；沒有文化傳統，意味著傳統文化的中斷和消失。傳統文化是依靠文化傳統而延續的。可以說，沒有一個現存的文化中不包含傳統文化的因素。傳統與當代絕對對立的二分化思維，是一種形而上學的思維。

經濟并不能重新創造一切。創造文化的是人，而人總是從已有的思想資料中尋找可供構建與新社會制度適應的文化形態。這就決定了任何社會的文化都不能擺脫傳統。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能否傳承和發揚光大，取決于這種文化在當代的生存狀況，正是在中國紅色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中以其科學性、民族性和大眾性，彰顯出優秀傳統文化的生命力和中國文化的精神基因的存在。

有的學者把“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文化大革命”視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兩次災難。這是夸大其詞，也是誤導。“五四新文化運動”反對舊道德舊理教，提倡科學與民主，是中國現代史上的進步運動；它形成了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五四精神”，拉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推動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不足之處，與它的歷史價值和意義相比是次要的，把摧殘中華民族文化罪名強加在“五四新文化運動”頭上，是一種錯誤的文化保守主義的歷史觀。至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謂“破四舊”和對儒學的片面批判，確實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一次傷害。這種極“左”思潮，傷害了中國傳統文化和一些對中國文化做出杰出貢獻卓有成就的文化名人。這是我們深刻的歷史教訓和難以抹去的記憶。但這種對待傳統文化的極“左”思潮，也是違背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本人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一貫主張的。它并不能代表中國共產黨一貫的文化政策和主張，而是一次重大的錯誤。把“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舊”和“批孔運動”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捆在一起，實際上是企圖一筆抹殺近百年來中國在反對“全盤西化”和反對“文化保守主義”思潮中的成就和進步，為已被歷史淘汰的舊文化思想招魂，是為所謂告別革命、開啟新啟蒙運動作思想理論鋪墊。

馬克思主義不是文化虛無主義者，在如何對待文化傳統問題上，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是明確的。有些人往往錯誤理解《共產黨宣言》中關于“兩個決裂”的論述。其實馬克思和恩格斯說的與傳統觀念的徹底決裂，指的是與傳統所有制（私有制）相一致的觀念，即私有觀念的決裂，而不是與傳統文化的決裂。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在創立馬克思主義過程中，就充分吸收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空想社會主義的積極成果。列寧在《我們究竟拒絕什么遺產？》《青年團的任務》《論無產階級文化》，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都指出了應如何對待傳統文化的正確態度。

在文化自信中，我們既要重視傳統文化，又要重視紅色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在繼承文化傳統問題上，我們決不要忘記兩個傳統。一個是不能忘記中國優秀文化傳統，同樣也不能忘記中國人民在革命斗爭中以鮮血和生命創造的革命傳統。革命傳統，就是紅色文化的傳統。中國革命傳統中就凝結了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積極成果在新的形式中的延伸和再創造。我們從無數革命先烈身上可以看到那種“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和“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精神，就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正是由于新的革命傳統的承繼，中國傳統文化才沒有發生像其他幾個文明古國那樣的傳統文化的中斷和沒落。

我們正是在繼續發揚上述兩個傳統的基礎上，從事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的。如果拋棄兩個傳統，數典忘祖，或忘記紅船精神、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就無法理解社會主義時期先進人物的出現，無法理解在改革開放時期所呈現出的勃勃生機。完全可以說，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以及為社會主義建設、為改革開放作出杰出貢獻的先進人物，就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與中國革命傳統精神相結合的當代表現。可以說，我們的文化自信，就是在上述兩個傳統基礎上繼續向前推進。我們應該繼續在繼承兩個傳統的基礎上，建設文化大國、文化強國。

　3、文化自信與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

我們對傳統文化自信，與我們對歷史上文化經典和文化名人的崇敬是不可分的。文化需要創造，創造文化并作出卓越貢獻的人，是我們最為景仰的文化名人；而文化的載體是作品，尤其是傳誦不衰的不朽名篇。翻開中國思想史、文學史等各類史書，無論是戰國時的諸子百家、魏晉玄學、宋明理學，還是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都有一連串永不忘懷的文化名人和光耀奪目的名篇巨著。一個個作出不朽貢獻的文化名人，像一座座矗立在中國文化發展高峰上的塑像；而一部部名篇巨著仿佛閃耀發光的璀璨珍珠。在當代，我們同樣需要培養文化名人，需要名篇巨著，為子孫后代留下寶貴的精神財富。這是新時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使命和社會責任。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都發出這種號召，號召產生無愧于我們時代的名篇巨作。

我們有些學者喜愛談論士的精神。中國傳統的士，主要是儒家講的君子，應該是在道德上有標準，在文化上有貢獻，是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無論是論語中曾子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還是呂氏春秋中的“士之為人，當理不避其難，臨患忘利，遺生行義，視死如歸。”這都是對士的要求。這種要求表現在范仲淹的“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名言中。一篇《岳陽樓記》，文以人傳，人以文傳，無論在文化上和人格上都足以垂范后世。至于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把士人即讀書人的責任提高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我們應該繼承的是這種人格精神和文化精神。今人所謂獨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之可貴，正在于它能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不依附資本和權貴，不曲學阿世，通過學術自由和獨立思考，創造出足以與我們時代要求相符合的作品，而不是以所謂獨立人格和思想自由為標榜，俯視人民，與歷史潮流相背而行。“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魯迅精神應該是我們的榜樣。我們不要害怕文化名人。我們不是名人太多，而是名人太少。社會主義需要的是既具有獨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又具有創造性的文化名人。

如何對待傳統文化的問題，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中國傳統文化做了許多重要論述。這些是我們正確對待中國傳統文化，增強文化軟實力，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指導原則。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觀點，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問題。這是我們正確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總開關，是對毛澤東在民主革命時代提出的對待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思想在新時代的發展。

創造性，是人類活動的本質特征，但不同領域各有特點。技術領域，創造性表現為發明，新工具取代舊工具，新技術取代舊技術；科學領域，表現為發現，發現新的規律，提出新的原理。它的進步方式不是取代，而是新領域的拓展和新原理新規律的發現。人文文化的創造性，既不是取代，也不是新規律的發現，而是原有傳統文化的不斷積累和創造性轉化。恩格斯充分理解文化傳承的這個特點，他曾經說過，“在希臘哲學的多種多樣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發現以后的所有觀點的胚胎、萌芽。”當然胚胎、萌芽終究是胚胎、萌芽，還必須不斷地積累新的思想和進行創造性轉化。在當代世界，完全停止在胚胎、萌芽階段，重復希臘哲學的命題和思想是不可想象的。在當代中國完全停留在我們先人智慧中包含的胚胎和萌芽中，只是“拿來主義”，同樣是不可想象的。

有的學者倡導研究中國傳統文化要“原汁原味”。這很有道理，對于治療任意解讀經典的主觀詮釋是一劑良藥。但“原汁原味”不能絕對化，絕對化就不存在創造性轉化問題。完全的“原汁”很難，因為經典也會存在各種版本，很難說哪個就是絕對的“原汁”，古代沒有著作權、沒有知識保護法，各種本子的差異性會存在。原味更難，因為每個時代、不同學者會對同一論斷做出不同的解讀。《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這些儒家經典的注家眾多，不乏歧解。可以說，對中國著名經典中不少論斷都會有不同的解讀。中國文化經典的凝練的語言，簡單的句式，留有不同解釋的多種空間。如果都要單純追求“原汁原味”往往會爭論不休。某句話、某個命題“原汁原味”的問題留給學者們去研究吧，對中國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來說，最重要的是適應該時代、立足現實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也就是經過自己口腔的咀嚼，腸胃的消化，吸收營養，排除消化后的廢物。這種研究方法，重點在于認真學習經典，體會和吸取其中深刻的智慧，而不是尋章摘句、斷文釋義。這有利于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吸取其合理思想來創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新的道德規范。

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是根本原則。不能認為傳統文化都是精華，不存在糟粕，凡是能傳下來的都是精華，糟粕都被歷史淘汰掉了。這種看法說對了一半。留下來的是精華，但也會留下糟粕。因為傳統文化的流傳和繼承并非只決定于文化自身，而存在人的選擇，尤其是處于統治地位的統治者，他們是按照自己的標準來進行文化傳承和選擇的。因而文化傳統的演變并非與社會無關的文化自身的演變，必然同時會經歷一個過濾和篩選過程。雖然什么是精華，什么是糟粕，不像蘋果，爛在哪里一目了然，可以切去爛的，保留好的。傳統文化是一個復雜的機體，精華與糟粕如水入泥，混在一起。因此繼承傳統文化不可能是簡單的拿來主義，而必須經過自己的嘴咀嚼，經過腸胃的消化，這就是閱讀和理解。按照創建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要求，精華與糟粕是可以區分的。傳統文化中具有民族性、科學性、人民性因素的都屬于精華，而一切封建的、迷信的、落后的東西都是糟粕。

有人懷疑，經過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傳統文化還算中國傳統文化嗎？如果中國傳統文化無需在實踐中被激活、無需轉化、無需發展，表面上是尊重傳統文化，實際上是貶低傳統文化。一種既不能轉化又不具有當代價值的傳統文化是僵死的文化，是沒有生命活力的文化。這樣的傳統文化永遠與當代現實無關，而只與它產生的原來社會相關，它已在歷史中死亡。其實，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正在于它是源頭活水，而不是一潭死水。當然，傳統文化如何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是一個嚴肅的科學研究工作，不是亂批三國式的插科打諢，也不是削足適履，而是在尊重原典讀懂原典的基礎上，真正從中吸取智慧。在這里關鍵是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和方法，中國傳統文化轉化和發展，與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應該相攜而行。既不是歪曲中國傳統文化，把今人的東西掛在古人頭上，又能從傳統文化蘊藏的智慧中生發出與時代適應的新的詮釋。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形成可以看成是傳統文化創新和轉化的一個范例。我們不是以與中國傳統文化范疇一一簡單對照的方式來形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我們是立足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和實踐，通過理解傳統文化思想和道德觀念的基本精神和家國一體的原則，形成國家、社會、個人三者統一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正如習近平總書記說的，“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牢固的核心價值觀，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拋棄傳統、丟掉根本，就等于割斷了自己的精神血脈。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

在當代中國，現實生活中出現種種亂象，包括腐敗問題嚴重，社會道德風氣不正，不少人因房產、遺產、拆遷補償而對簿公堂，父子反目、手足成仇，種種失去道德底線的人和事，這是傳統與當代問題面對的困境。這種困境其實在西方同樣經歷過，而且現在仍然在經歷。否則就不會出現后現代思潮，也不會出現以亞洲價值觀醫治西方現代化之病的呼聲。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經歷了深刻的社會變化，其中一個重要變化，就是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與此相隨產生的就是面對市場經濟，如何有效地調適傳統文化和道德規范與當代的關系問題。市場經濟有它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在當代中國要發展生產力和解放生產力，必須實行市場經濟。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就與實行市場經濟的改革相關，但市場經濟也有它的消極面。市場經濟是以貨幣為中介的經濟。市場經濟必然重視錢，一切交換都通過錢，一切都需要錢。像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說的，貨幣作為普遍等價物必然會顛倒了一切價值關系。當代西方經濟學家W.阿瑟·劉易斯在《經濟增長理論》中也看到了由傳統到當代面臨的道德困境。他說：“因為他們不再生活在一個義務以身份為基礎的社會里，而進入了一個義務以契約為基礎，而且一般又以與沒有家庭關系的人的市場關系為基礎的社會。這樣，以前，一直是非常誠實的社會可能變得非常不誠實。”正因為這樣，我們強調我們建立的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這一定語不能是包裝，而必須是實質，要以社會主義制度和原則來調適傳統與當代之間的種種矛盾。

當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不能完全避免消極面，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市場經濟改革，回歸原來的計劃經濟。這里涉及一個制與治的問題。制，是基本制度，治是治理能力和治理方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資源配置得比較好的制度，但不見得我們就有依法管理市場經濟的方法和能力。制與治不同。當年柳宗元在《封建論》中反駁一些否定秦始皇確立的中央集權的郡縣制、主張回歸分封制時說，“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秦二世而亡不在制而在治，也就是說，導致秦二世而亡的原因，在于國家治理，即二世無道，實行暴政，而不在于中央集權和郡縣制。中央集權和郡縣制并不必然是暴政。同理，當前市場經濟條件下出現的亂象，不在于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而在于治理，也就是必須有一套治理和管理市場經濟的法律和道德規范。對市場導致的兩極分化，對市場失信，各種市場亂象必須實行有效的治理。市場必須管，必須治。放任的市場經濟，必然是兩極分化，必然導致社會誠信缺少、道德敗壞。治理市場經濟與市場經濟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并不矛盾。政府應該有政府的管理職能和治理規則，其中包括現代立法與社會主義道德教化。面對當代社會的深刻變化，我們必須適應新的歷史條件，使傳統文化與道德規范通過創造性轉化能有效地化解傳統與當代的矛盾，推動社會向前發展，而不能對建立在血緣關系和小農經濟基礎上的傳統道德規范懷著一種溫情的浪漫主義迷戀。這既不現實，也不可行。

《光明日報》（ 2016年11月23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