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文化自信寫進“中國方案”

新華社記者 華春雨

習近平總書記在“七一”重要講話中提出，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專家表示，將“文化自信”與前三個“自信”并列，擴展成為“四個自信”，是一項深謀遠慮之舉，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

對文化自信特別加以闡釋

中央黨校副教育長兼哲學部主任韓慶祥認為，道路、理論、制度、文化這“四個自信”第一次正式提出來是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但真正在黨的文件、在中央領導同志講話中，把“四個自信”并提，是在今年6月28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體學習時。

“在‘七一’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又強調了堅定‘四個自信’，而且對文化自信特別加以闡釋。”韓慶祥說。

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

韓慶祥表示，這三個“更”是對文化自信的新闡釋，也講明了文化自信與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之間的關系。

他表示，文化自信是支撐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礎。文化自信更廣泛，它不僅滲透于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之中，而且可以深入人的一切活動、一切方面，無處不在、無時不有。此外，文化自信更深厚，文化是一個人各項活動的“基因”，文化一旦內化于心，就具有穩定性和長期性，文化自信一旦樹立起來，其影響將是深厚且長遠的。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深植于中華文化土壤

中國社科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主任尹韻公表示，我們國家之所以能夠在短短30余年間走完西方強國300年的發展歷程，主要和重要的因素，就在于我們既有充分的道路自信和理論自信，又有強大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一切自信的源泉和根基。”尹韻公認為，近代歐洲強國借助于古希臘羅馬文化的復興與啟蒙，先后創立和塑造了富有代表性和先進性的文化。與之完全不同的是，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當代中國文化的源泉和根基，主要來自于自身數千年歷史文化的深厚積累。

“在當今世界，沒有哪個國家、哪個民族像中華民族這樣擁有數千年連綿不斷的，甚至精確到年、月、日接續的歷史文化記錄，在這一點上，我們是驕傲的。”他說。

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陳晉認為，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提出“四個自信”，把我們黨的歷史放在5000多年中華民族文化歷史中審視，更加印證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深深植根于中華文化的土壤。

把文化自信寫進“中國方案”

尹韻公認為，文化自信，既是繁榮的原因，也是昌盛的結果。

他介紹，20世紀70年代前后，“亞洲四小龍”和日本的經濟活力表現，曾經震驚了西方知識界。一批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和文化學家經過深入研究和分析，認為儒家文明的巨大影響是“亞洲四小龍”和日本經濟發達的重大因素。

尹韻公表示，我們今天能夠快速進步，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也在改革開放的偉大進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響和作用。“正如西方強國崛起時那樣，政治的、經濟的、制度的等因素是顯性的，而文化的、理念的因素則是隱性而不可或缺的。”他說。

華中師范大學校長楊宗凱說，文化自信作為黨領導全國人民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新局面的堅定信念和重要基礎之一，彰顯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實現民族復興偉業的文化自主和文化自覺。

“我們要以歷史自覺精神，把文化自信寫進‘中國方案’。”尹韻公說，任何國家和民族的繁榮昌盛，最終都通過文化自信而展示出來，中國對人類社會的更大貢獻，應當包括文化貢獻。

（新華社北京7月8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