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成本年內派發萬億級“紅包”

見效 制度紅利已經初顯

萬博經濟研究院院長滕泰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降成本中，降低融資成本和稅費成本是兩項最為關鍵，也是見效最明顯的工作。“融資成本每降低一個百分點，70萬億的企業貸款中，就將減少7000億元的成本，可以說立竿見影。”

據瑞銀證券此前估算，今年政府減稅規模預計在7437億元左右，其中營改增減稅規模約為3836億元，社會保障相關費用減稅規模約為2403億元，算上小微企業減稅等項目，合計減稅規模約占GDP的1.1%。

商務部也曾測算，我國物流成本有減半空間。據統計，2014年我國物流成本占國民生產總值16.6%。業內人士指出，如果按照8%計算，就有5萬億元降成本空間，假設今年能降低一個百分點，那么就有6000億元。

由此，各項降成本粗略加總，可以達到萬億級別。實際上，針對降低融資成本和稅收成本，此前已經實施的各類優惠政策成效正在凸顯。以銀行間市場債務融資工具為例，僅去年一年，就為企業直接節約財務費用接近2000億元。

而在降低稅收成本方面，國家稅務總局的數據顯示，我國2015年支持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共減免稅3000億元以上。從稅制改革上看，煤炭資源稅從價計征改革推行以來，2015年全國減少涉煤收費基金366億元，總體減負181億元；2015年5月1日起國家下調鐵礦石資源稅征收比例，5月至12月共計減稅21億元；2015年10月1日起，國家對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車減半征收車購稅，10月至12月共計減稅近150億元。值得一提的是，這些減負措施在市場上取得了很好的促進作用，以汽車行業為例，減稅政策幾乎挽救了當時產銷量急速下滑的中國車市，使全國汽車銷量實現了罕見的逆轉，并最終使全年產銷量創下了全球歷史新高。

對于此前的減負成果，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盛來運指出，制度的改革紅利還是比較大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包括制度的建設，不僅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還有巨大的潛力。

展望 多項穩增長改革將落地

《經濟參考報》記者獲悉，我國在穩增長層面仍有“萬億級”的政策儲備，下一步，消費投資外貿將有多項政策發力穩增長。

在外貿方面，未來將推出包括清理規范進出口環節收費、優化出口退稅率結構、加大出口信保和融資支持力度等一系列有很強針對性的政策措施。其中，跨境電商等新型業態將獲得重點扶持。

在消費方面，我國將在提升消費品品質、改善消費環境、扶持新消費以及引導境外消費回流方面，打出系列政策組合拳，服務消費和新興消費將獲重點扶持。

在投資方面，今年有望出臺一些促進并購重組的政策，政府將通過引導投資的方式，將資金引入到高端制造業中。投資體制改革也將全面推進，繼續簡政放權，取消和減少前置審批條件和審批事項。

旨在為經濟長遠發展增添動能的多項改革也會加速推進。財稅改革方面，除了營改增，近兩年還積極穩妥推進稅收制度改革，包括消費稅改革、資源稅改革、環境保護稅立法工作等。

國家發改委主任徐紹史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6”上表示，如何多措并舉地降成本，特別是企業的成本，發改委正在制定方案，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建立政府的全責清單和市場準入的負面清單等內容應包含在內。

在滕泰看來，下一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難點在于做加法、增加中國經濟的發展動能。應在減稅負、降成本方面繼續發力，通過推進五大生產要素供給改革，即降低融資、勞動力、技術、土地、行政審批等供給成本，提高要素供給效率。

“如果把中國經濟比喻成一輛正在行駛的汽車，需求側的‘三駕馬車’油門踩到底車子還在減速，這時就要停下來看看‘發動機’也就是供給側的五大財富源泉有沒有出問題：比如人口和勞動、土地和資源、資本和金融、技術和創新、管理和制度的供給效率有沒有問題，有沒有改革空間——這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長期任務。”他說。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最終目的不是讓經濟減速，而是讓中國經濟恢復增長的動力。衡量供給側結構改革是否成功的標準只有一個：就是改革是否增加了中國經濟增長‘發動機’的動能。”滕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