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施路徑

其次，總需求中投資消費比重失衡全面推升了各部門負債率。從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需求管理開始，我國主要通過高投資率來拉動經濟。這種高投資主要集中體現在對房地產和城市基建的投資上面。這種需求管理模式極大拉動了企業的融資需要。企業很難通過股權融資來完成這些項目資金，更多是通過銀行貸款等來完成，推動了杠桿率的上升。

再次，以量為主的增長模式造成了過剩產能，推升了過高的杠桿率。在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說明中可以看出，我國長期堅持的以量為導向的供給模式已經不適應新的環境，導致大量過剩產能的出現。這些過剩產能依靠貸款等資金支持，為此貸款的企業進一步轉化為僵尸企業。這個累積的過程進一步推升了全社會的杠桿率。

最后，金融數量管制等金融政策通過影子銀行提升了杠桿率。我國企業在高杠桿率的同時，也持有了大量現金及等價物，企業存款在M2中的比重一直持續上升。定期存款的增加表明資金大量沉積在企業中，并沒有發揮購買原材料、促進流通的作用。這意味著我們的杠桿率并不是為了生產，而是資金沉淀。這些沉淀的資金里面的主力就是委托貸款和信托貸款。銀行為了規避貸款規模管制需要將正常的貸款轉化為不受到管制的品種，導致了表外貸款和影子銀行業務的盛行。在這個過程中，作為對商業銀行的回報，每個企業并不能完全得到貸款的使用權，將部分貸款必須存在銀行，幫助銀行擴大負債，增加規模。通過委托存款和信托存款的方式，這些錢主要進入了表外理財，導致企業持有的現金和理財產品的持有數量上升。由于貸款主要和抵押品有關，而不是企業的投資機會，這就導致了流動性錯配，企業持有現金水平與投資機會無關，導致金融與實體經濟脫節。通過參與金融活動，整個這種泛金融化過程推升了企業的負債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