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改革：核心是制度創新與制度供給

3．金融抑制明顯，對實體經濟支持不足

無論是從外匯儲備還是國內儲蓄上看，我國都是世界上“最有錢”的國家。但從資本的使用效率上看，從實體經濟得到資金活動滋養的程度上看，我國金融領域存在的供給抑制與供給約束居全世界之冠。一是利率市場化到現在仍然只走了三分之二的路程。二是金融市場主體“大小不均”，主體國有比重過大而民資、外資比重過低、超級銀行占比過大、中小型金融機構占比過小。三是資本市場結構不合理，主板市場占比過大而創新板、新三板、場外股權交易市場高度不發育。這些導致長期以來我國對經濟增長貢獻最大、對就業貢獻最大的廣大中小企業得不到合理的融資支持，實體經濟升級“突破天花板”得不到支持，“三農”領域的金融支持始終盤桓于政策倡導層面而實質性進展十分緩慢的主要原因。

4．科技教育體制僵化，創新“驅不動”

各方公認，當前我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應當而且必須轉向創新驅動。早在黨的十六大文件中，就提出了建設創新型國家。但從進展上看，科技與經濟“兩張皮”的格局還未得到根本扭轉，一方面我國科研人員的論文發表數、專利申請數快速增長、名列世界前茅，另一方面科技成果向產業、市場的轉化率不到10％。究其原因，還是因為激發科技人員、企業創新研發的體制機制不暢通。一是科技成果轉化的激勵機制明顯滯后，二是知識產權保護不力。三是人力改善供給機制被行政化、違反規律的落后制度機制而扼殺，創新人才還未充分涌現。四是狹窄的部門利益阻礙，這在今年以來互聯網在與傳統產業結合過程中，各類磕磕絆絆的事例中特別明顯。5．政府管理與改革不到位，制度供給嚴重滯后

政府是壟斷性供給制度的主體。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獲得的巨大增長與政府管理理念的調整、方式的轉化、體制機制的不斷優化有著極其密切的關聯。但是，隨著改革進入深水區，各類利益糾葛日漸復雜，當下政府在供給端以改革為取向的系列制度方面已經大大滯后。一是關鍵功能不到位，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主要功能是市場監管、公共服務與社會管理等遠未到位，目前各地一再呼吁的“多規合一”始終未有實質性進展，2015年6、7月份震動國內外的“股災”就是其中的典型事例。二是關鍵領域改革不到位，如上文提及的土地改革、金融改革、國企改革、收入分配改革、人口戰略調整等，慢于社會預期。三是政府支持經濟發展手段方式陳舊，仍然習慣于替代市場，習慣于以“政”代“經”。以“補貼”、“優惠”代替扎實的市場環境與市場基礎建設，近期在政府主推的棚改、中心市區交通體系等方面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四是“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的質量與效果還有待提升，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面臨的實質性門檻仍然比較高。

此外，在涉及市場環境與體制機制的其他方面，也還面臨著一系列約束，如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明顯、區域發展不協調、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社會的公平正義有待加強。這些都表明，我國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任務還沒有完成，距離市場機制發揮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方面還有待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