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改革：核心是制度創新與制度供給

供給側改革——改什么，怎么改（2）

當前我國引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是因應國際經濟形勢的劇烈變化所需，也是基于我國經濟發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與主要問題，改革的方法是長短結合，長期而言要以深化要素改革為核心，短期而言則要打好“五大殲滅戰”；改革的核心是以政府為核心的各類制度創新與制度供給，改革的目標是通過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進而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提高我國供給體系的質量與效益。

作者: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教授 馮俏彬

當前我國急切呼喚深化供給側改革

過去三十多年，我國經濟實現了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長，經濟規模在世界各國當中的排名由第十位上升到第二位，占全球經濟總量的比重由以前的不足2％上升至10％左右。這一成就的取得，主要是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指導下，從總供給角度，以制度供給和結構調整為核心，推動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全面轉軌所釋放的驚人的制度紅利，也與1998年我國政府以極大決心與勇氣加入WTO，迎來新一輪制度變革大潮，主動融入國際貿易與全球化市場有關。

回望過去，盡管正確的需求管理對中國經濟成長功不可沒，但供給側的系列重大制度變革才是中國經濟增長真正的、最強勁的動力。但總體而言，一個完善、健全、規范的市場經濟體制還沒有完全建成，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仍然沒有厘清，還存在著很多政府對市場的不當管制與干預，在影響經濟長期增長的供給側要素方面，存在著嚴重的“供給約束”與“供給抑制”。這是推進供給側改革主要的根本原因。

1．人口紅利下降，勞動力成本上升

我國人口總量世界第一。改革開放以來，以農民工為代表的農村人口向城市、向工業的巨量轉移是支持我國獲得當今經濟發展的主力貢獻因素之一。但是，據學界測算，在2011年前后，我國勞動力轉移的“劉易斯拐點”已經出現，以數量為特征的勞動力轉移對于中國經濟的貢獻度頹勢已現，近年在各地不斷出現的民工荒、招工難以及勞動人口工資明顯上升，對此就是明證。與此同時，我國人口結構已呈現明顯老齡化。有研究表明，在未來十年間，我國老齡化社會程度將超過日本，超過我國經濟發展的速度。通觀全球人口與國力的變化史，人口基數與結構的變化對國力、國運有著長遠而決定性的作用。

2．土地管理制度僵化，自然資源消耗過多過快

由于種種原因，我國土地及相關自然資源管理方面存在的供給抑制十分明顯。隨著城鎮化的發展，大量鄰近城市的農村土地通過各種形式轉化為城市發展用地，這本是城市化的題中應有之義。但是，由于現行土地制度管理過于僵化，導致大量農村土地在轉為城市用地的過程中，利益天平過多偏向地方政府和房地產開發商，引發諸多激烈的社會沖突與群體性事件。在這種情形下，另一種聲音以保護農村、保護農民的口號下，阻止市場與工商力量向農村的擴散，又從另一個角度延誤了農村在現代化大潮中應有的發展，使我國本來就十分巨大的城鄉差距遲遲得不到彌合。歸根結底，這與現行土地管理制度缺乏在城市化背景下的走向判斷有密切關系，與土地制度本身涉及到各相關群體的巨大利益調整高度相關，是制度供給滯后的另一個例子。除土地之外，我國其他各類自然資源方面，也存在著定價機制缺失以及政府發展經濟的強烈動機之下的粗放使用，已經造成了近年來各方面有深切感知的、公眾意見十分強烈的各類水、土、氣污染問題以及資源能源過多過快消耗等嚴重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