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人注目的新群體：退休官員變身新鄉賢

重慶市黔江區政協退休干部張玉林辦起留守兒童學校有容國學書院 楊敏攝

接續傳統：綻放人生第二季

——退休官員變身新鄉賢(觀察篇之一)

“立廟堂忠君之祿，歸鄉里孝親之澤”。千百年來，懷抱四方之志的士子們通過科舉離開鄉土為國效力，到了晚年，他們則選擇回到故土，回報鄉里。時代變遷，葉落歸根這一傳統并未中斷。當下鄉土中國正面臨重大變革機遇和諸多發展難題，退休官員憑借其優勢可以繼續發揮潛力，對家鄉和他們自身來說，可謂雙贏之舉。

“葉落歸根”：顛撲不破的信念

大樹參天，依靠土壤中水分的滋養，待到枝繁葉茂時，樹葉落到根部，化為泥土，回報根本。我國古代社會鄉土觀念很重，不論是做官的仕人，還是商人游子，都有一種想法，就是晚年回到生養自己的故土，“葉落歸根”。

“長期以來，中國‘恃田而食，恃土而居’的農業型經濟生活特征，讓從事農業的人群，不像游牧民族或商業人群那樣四處行走，而是世世代代守護在土地上。他們像莊稼一樣，把根深扎在鄉土里，對鄉土充滿了感情。”山西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劉毓慶說。

蘭州大學文學院教授張文軒接受半月談記者專訪時表示，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古代官員大部分源自農村，那里積淀著深厚的耕讀文化傳統，科舉制的實行讓寒士庶民加固了一個理想，就是“學而優則仕”。待到衣錦還鄉時，官員們又出于對家族根脈的認同感和責任感，回到兒時的故土，通過建立家族私塾或鄉村書院等進行文化反哺。

“中國官員返鄉文化古已有之。”張文軒說，“中國人有濃厚的家國情懷，作為一個人，不能忘記根本，而要回報根本。在中國的傳統文化理念里，如果一個人忘記了根本、家鄉，他就是不義之人，做人就立不住。”

劉毓慶說，官員告老還鄉的傳統在周代就已出現。《儀禮·士冠禮》中提到有“鄉先生”，鄭玄注說：“鄉先生，鄉中老人為卿大夫致仕者。”也就是退休鄉居的卿大夫。之所以叫“先生”，是因為他們兼任著鄉間的教育者，鄭玄注說“先生”是“老人教學者”。從“二十五史”到各地方志，以及戲曲小說中，我們都可以看到大量官僚告老還鄉后與當地“士”一同傳道授業、教化一方的故事。

全國政協委員、江西師范大學文化研究所所長王東林認為，自古以來，中國農村都有一個鄉紳階層，鄉紳階層支撐著鄉村文明。他們在農村實施文明教化，并參與鄉村治理。如果村與村之間、族與族之間有矛盾，兩邊的先生坐下來談判，基本上就能化解。

致仕還鄉，作用幾何

得益于古代官員的告老還鄉，鄉村實現了精英循環的有效流通，一定程度上持續不斷地帶動著鄉村的社會文化發展。這些中國最早出現的鄉賢，成為千百年來鄉土中國穩定和諧的基層管理機制的維系者。

湖南省委黨校黨史研究部副主任、教授許順富認為，鄉土紳士是中國封建社會一個具有獨特社會地位與多方面社會功能的特殊群體，它不僅影響著國家政權的穩固，而且影響著鄉村秩序的安寧;它不僅是官僚的后備軍，也在一定程度上充當著民眾的代言人;它不僅是文化教育的占有者，也是文化教育的傳播者和輸出者。

受訪的一些專家向半月談記者指出，古代官員告老還鄉主要起到以下三大方面作用：

一是為地方興利除害。比如修路辦學、撫恤孤老、救濟貧窮、維護鄉民(家族成員)的利益、制定鄉規民約及家法族規等等。鄉紳的存在與作為，確實可以使鄰里和睦、安居樂業，使老有所養，壯有所用，少有所長。甚至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鄉紳就是當地居民的主心骨。鄉民遇有生老病死、婚喪嫁娶等大事時，以請到鄉紳主持為榮;鄉民進行買賣交易時，契約上若有鄉紳做“保人”，心里就會踏實;在鄉民利益受到威脅時，鄉紳甚至可以組織鄉民與匪霸對抗，與官博弈。

二是調解親鄰糾紛。明清頒布的律例中有在地方鄉里設立“申明亭”的規定，國家的法律明文授予“里老”以裁斷糾紛的權力：“戶婚、田土等小事，許里老于此(申明亭)勸導解紛。”那些在不同地區的申明亭中主持“申明教戒”、“勸導解紛”的“里老”一職，多是由不拿國家俸祿的鄉紳擔任。

三是擔任縣級以下社會基層組織的負責人。中國封建社會的國家政權只延伸到縣一級，縣以下的廣大鄉村地區，都是鄉紳活動的舞臺，鄉紳是鄉土社會的權威。

明末清初啟蒙思想家顧炎武將這種由鄉紳擔任的官稱為“小官”，西周的鄉遂官、秦漢的鄉亭官、隋唐的里坊官、明清的保甲官以及各地宗族大戶的家長，大致都可以歸在顧炎武所言的“小官”之列。小官的產生是自發的，他們沒有國家的任命，只有鄉民的擁戴。

顧炎武察覺到中國傳統社會發展的活力在基層社會中，甚至認為，由鄉紳擔當的小官之職責遠比朝廷任命的大官重要，減少朝廷任命的冗官、維護自發產生于鄉民意愿的小官是政治清明、社會穩定、王朝興盛的關鍵。

鄉紳群體，有高于普通民眾的文化知識、精神素養，有閱歷和視野，有一定人脈，對下層民眾生活有深刻了解。既可以將下情上達于官府甚至朝廷，也可以將官方旨意貫徹于民間。他們承擔著傳承文化、教化民眾的責任，參與著地方教育和地方管理，代表著一方風氣和文化。

“告老還鄉”傳統從未中斷

“文官告老還鄉，武將解甲歸田”。遍觀歷代，還鄉大有作為者層出不窮。西漢丞相韋賢“以老乞骸骨”，成了歷史上第一位告老還鄉的丞相;宋代戶部尚書沈詵告老還鄉后，每遇災荒之年，就把自家的存米拿出來按平價賣給當地百姓;明朝時期，浙江蕭山的魏驥官至吏部尚書，辭官在家居住20余年，筑堤浚湖，解鄉民水患之苦;清朝軍機大臣、禮部尚書閻敬銘70多歲時稱病，四次上疏辭官，回歸故里后捐款修建義學，并督辦建起當時全國唯一的民間糧倉，被譽“天下第一倉”。

今天人們所能看到的明清兩代有價值的古村落，幾乎都是官員告老還鄉的杰作。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安徽黃山西遞村、宏村就是一代又一代商賈、官宦告老還鄉建設家鄉的示范作品，它帶來鄉村文明的整體升華。

在當代，高官返鄉傳統雖大大減弱，但從未中斷，高官返鄉創業者也不在少數。開國將軍甘祖昌因傷病從新疆軍區后勤部長位置上退休，回到家鄉江西蓮花縣務農，一直到1986年去世;全國政協原副主席毛致用退休后，回到家鄉湖南岳陽西沖村，把一個落后村變為“岳陽第一村”;當過9年海南省副省長、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的陳蘇厚退休后務農，使家鄉松梅村面貌一新;湖北省原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劉榮禮退休后，在咸寧鄉村自費建起優質瓜果科技研究所和試驗園……

讓人生第二季綻放光彩

“當代官員退休返鄉的數量和規模，和古代不可同日而語。”張文軒說，這是因為社會形態和社會環境發生了變化。我國由農業社會過渡到工業社會，由鄉土生活向都市生活轉型，很多官員在農村沒有了家，有的則因為農村條件落后不愿意返鄉。

張文軒認為，對于葉落歸根這一傳統，現代人可以而且應當繼承發揚。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醫療條件改善，現代人的身體健康狀況遠勝于古人，很多60多歲的人退休后，仍然身體健壯、思維活躍，對支持家鄉發展有飽滿的熱情。

民建貴州省委副主委、貴州財經大學副校長徐大佑對半月談記者表示，鄉村的內生秩序離不開鄉村精英力量的形成與推動，各種級別的官員退休回鄉，能夠與其他非體制精英一起形成多元治理的格局。尤其在當前，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吹響了“脫貧攻堅戰”的沖鋒號，貧困人口多的省份應當采取各種措施，鼓勵退休老干部下到基層一線，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貢獻力量。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就業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楊燕綏教授認為，退休官員經過了黨和國家的培養，尤其是縣處級以上干部，在各個崗位上都經過了鍛煉，有比較豐富的工作經驗。見識決定眼界，這些人對農村未來發展看得較遠，鼓勵他們還鄉干事創業，能夠惠及一方百姓。

全國人大代表、山西原平市子干鄉子干村黨支部書記栗翠田說，一方面，退休官員有豐富的經歷、較高的學識和廣泛的人脈，新農村建設特別需要這些人;另一方面，對于官員自身來說，退休后回歸田園，融入農村生活，服務鄉里鄉親，也有益于身心健康，可以讓人生第二季綻放更多光彩。(專題參與調研記者：王菲菲、劉翔霄、梁軍、袁汝婷、向定杰、沈洋、劉巍巍、馬劍、韓振、葉含勇、李勁峰)

田園當歸：暢通官員還鄉路

——退休官員變身新鄉賢(觀察篇之二)

半月談記者在基層調研發現，當前退休官員返回鄉村成為新鄉賢，仍是少數人的選擇。城鄉二元結構的存在、社會環境及文化心理的劇變，制約著退休官員融入鄉村、惠及鄉土。

鄉愁之切，鄉土之遠

“改革開放30多年來，城鄉發展不平衡，城市的經濟收入、教育資源配置以及高知識含量的工作性質等，使鄉村中的優秀人才流向城市。”山西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劉毓慶分析，由于醫療、教育、文化等資源的不均衡分布，以及退休后國家良好的養老保障機制，退休官員的回鄉路受阻。

當下，城鎮化進程快速推進，農村面臨精英流失之困局。“那些早年憑借升學考試跳出龍門的農家子弟，迅速被大城市的潮流所裹挾，進而失去了還鄉訴求。”在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顧駿看來，城市化浪潮讓經濟、政治、文化等各種資源向城市集聚，習慣了城市生活的退休官員回到闊別已久的家鄉后，缺少獲得感和舒適感，告老還鄉者自然銳減。

西南政法大學教授王安白歸納了當前官員還鄉的三種情況：一是從鄉村走出去，已經沒有了農村土地，回鄉之后租房居住，相當于休閑;二是雖然官員本人沒有了土地，但是家族其他人還有土地，回鄉之后借住在親戚家;三是官員本人與農村完全沒有關系，也沒有親戚在村里，完全租房子住。

作家長征認為，古時官員告老還鄉的制度已不能適用于今天的社會現實，這是環境變化所致，還鄉難以成為官員退休后的普遍選擇。

“過去文官致仕、武將解甲，官員在家鄉擁有土地與房產，回鄉成為一種合乎自身利益的選擇。”王安白說，如今返鄉官員在農村難有立身之地。

甘肅省委黨校經濟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所長張建君表示，很多官員來自農村，但早期戶籍管理規定把官員和鄉村之間的紐帶徹底割斷了。農村留給他們的只有鄉愁，而非鄉土。

重慶巫山縣大昌鎮原副調研員方孝澤是退休返鄉干部，談到自己為何能夠返鄉時，他說：“一是女兒在老家，二是老家有愛人的田地。很多人想退休后返鄉，但是老家條件太差，或者已經沒了土地。”

生活不適應，存心理顧慮

半月談記者采訪發現，如今的官員返鄉不同于古時的鄉賢舉家回鄉。現在的官員家眷往往都在城市，他們返鄉后，由于親人不在身邊，等慢慢變老后會帶來很多現實問題，比如醫療保障不到位、生活無人照顧，等等。

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邵曉瑩告訴半月談記者，農村與城市之間的巨大落差，阻礙了退休官員的返鄉路。現在的官員退休待遇、醫療保障等生活要素已經與所在城市完全綁定。回到鄉村，生活條件將發生極大變化，很多是依靠個人力量無法解決的。

一位江蘇鹽城籍退休干部夏先生說，幾十年在城市工作，醫保、社保都在南京。回老家后，異地銜接比較麻煩。“再說蘇北農村醫療資源無法與南京相比，上了年紀的人，萬一有個急病，從村里開車到市里醫院要一個多小時，救治哪來得及。”

西部某城市退休老干部胡先生也表示同樣的擔心：鄉下醫療衛生條件太差，自己老骨頭了，經不起病痛折磨。老家與他同庚的一位老人，突染重病需要上醫院檢查，只能靠親友推著架子車送到幾十里外的鄉鎮醫院，但路途顛簸，還沒送到醫院就在半路離世了。

“村衛生室只能治療一些頭疼腦熱的病癥，衛生室年輕大夫只能輸液、給點簡單的藥物。”退休干部楊生海說，村級衛生條件確實比較落后，就醫非常不便。

全國人大代表、山西原平市子干鄉子干村黨支部書記栗翠田說，一些官員之所以不愿回鄉，除了客觀條件制約外，還有其他一些主觀上的顧慮。他們長期在城市工作，與農村聯系較少，回來之后和村民溝通交流不太適應，也有一些村民對這些退休官員的期望值過高，一些官員回來后落不下好。

“農村是相對封閉又很現實的地方，你返鄉要給當地帶來發展成果，老百姓才覺得你有價值;如果你不給老百姓帶來看得見摸得著的實惠，他們會覺得你才干不夠，往往不會尊重你。”一位退休官員說。

退休返鄉干部丁汗平說，最初決定回鄉干事時，身邊阻力不少。一方面是家人明確反對，認為自己年紀大，退休要好好安享晚年，沒必要回村里“折騰”;另一方面也有不少風言風語，說自己當局長退休，還想回村當組長發財。這樣的說法讓自己感到特別寒心。

半月談記者在基層采訪時，也有一些基層干部群眾提醒，要防止個別返鄉的退休官員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干擾鄉村治理，甚至搞“期權腐敗”，這不僅對家鄉發展不利，還會造成社會負面影響。

創新政策機制，鼓勵更多退休官員奉獻鄉村

“當前確實存在很多退休官員故土難回的現象，建議政府出臺相關政策，解決退休官員還鄉遇到的一些實際困難。”全國人大代表、太原理工大學化學化工學院院長李瑞豐說。

全國人大代表、貴州都勻市委組織部部長胡榮忠曾主動請纓，到地處麻山腹地的長順縣敦操鄉任黨委書記。在他看來，現在不少干部退休后在城市扎堆而無所事事，是干部人才資源的閑置和浪費，組織部門要創新體制機制，為退休干部干事創業營造良好的氛圍和平臺。

湖北工業大學公共管理系主任劉耀東建議，國家要把投資重點向農村轉移，結合新型城鎮化和城鄉一體化進程，消除橫亙在城鄉之間的收入、基礎設施、公共服務、文教衛生等幾大鴻溝。“未來隨著農村面貌的改變，許多走出故土的游子會被不斷吸引返鄉發展，形成城鄉良性互動。而退休官員應當成為這一潮流的引領者。”

不少接受采訪的人士建議，鼓勵縣鄉機構對退休官員實行榮譽聘任制度;對于返鄉后貢獻較大的退休官員，應該按照有關規定予以表彰;要真正關心愛護返鄉離退休干部，為他們的健康生活創造條件，解決實際困難。譬如，可將農村閑置的村委會房屋、辦公設備利用起來，為他們提供生活、工作的場所。

如今新鄉賢群體零零散散，如果不加以系統梳理，不加強管理服務，不對這一群體回鄉作貢獻的熱情加以保護，新鄉賢群體很難良性發展。地處國家集中連片特困帶的重慶市巫山縣雙龍鎮，近年對全鎮能人摸底，建立能人庫，鎮里400多名創業能人回來了80多名，帶回外面的先進技術和開放理念。雙龍鎮黨委書記劉廷艷說，可參照此模式建立退休官員信息庫，提供精準服務，吸引他們回鄉工作生活。

官員還鄉變鄉賢，權力約束新起點。湖北農村社會管理創新研究中心主任李偉南建議，要探索科學、合理、嚴謹的制度保障，加強后續管理監督制度，更好地發揮退休返鄉官員的正面功效，真正實現老有所為、老有所樂。

“做鄉賢就是要講奉獻、講境界!”半月談記者采訪中，許多退休官員表達出這樣的心聲。

趙德瑛今年已是89歲高齡，當年他從山西晉城市教育局副局長位置上退休后，回到了老家陽城縣町店村。他自掏腰包，發動群眾，將山上的甘泉水引入村里;挨門入戶走訪調查，編撰村志……村里無論誰上臺當干部，都對趙老尊重有加。雖然在鄉村生活有種種不便和困難，但趙老都努力克服，從不倚老賣老，在個人待遇上講條件、提要求。

提倡更多退休官員自發自愿到鄉村當新鄉賢，并非對所有退休官員的硬性要求。退休官員當新鄉賢，應當不拘一格，靈活多樣，各地有很大創新空間。可以回故鄉當鄉賢，也可以去異鄉當鄉賢，出生在城市的官員退休后也可以自發到農村當鄉賢。而且，官員退休后既可以全年、全天候地常住鄉村作貢獻，也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地常下鄉看看，年老干久者可以隨時回到城市。究竟選擇什么形式，視主客觀條件而定，因人而異、因地而異、因事而異。關鍵是要有一顆情系鄉民的心，要有奉獻精神和公共責任，真正樂于并善于做服務“三農”的實事。

2016年初，中辦、國辦印發的《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離退休干部工作的意見》強調，各地區各部門要發揮離退休干部的政治優勢、經驗優勢、威望優勢，組織引導他們通過傳承黨的優良作風、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培育和傳承優良家風、關心教育青少年，開展法治宣傳、化解矛盾糾紛、參與社區建設等方式傳播正能量。

正是在發揮自身優勢、傳播正能量方面，南昌原市長李豆羅等一批退休官員已經走在了前列，成為新鄉賢的先行者。他們滿懷著鄉愁，帶著對土地、對鄉親的深沉之愛，在鄉土中國續寫著人生價值，推動著社會發展。其行為和精神值得倡導。

地方政府應當因地制宜，探索路徑，細化政策，創新機制，傾注關愛，讓越來越多的退休返鄉官員回得去，留得住，干得好，生活得舒心。(專題參與調研記者：劉巍巍、李勁峰、王菲菲、劉翔霄、梁軍、向定杰、沈洋、馬劍、葉含勇、韓振、袁汝婷)(策劃編輯：王永霞)

半月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