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談年俗的變與不變：關鍵是能否形成集體記憶

春節是中華民族最古老的節日之一，對中華民族的文化建設具有重要意義。隨著社會變遷和文化的現代化，節日的精神內核和表達形式都在發生變化。值此丙申猴年新春之際，我們約請三位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春節文化進行探討。

——編 者

關鍵是能否形成集體記憶

羅小茗

站在2016年的年頭，如果你還不知道怎么用微信搶紅包，沒有被排山倒海的“年貨節”撓得心癢癢，沒有錯過春晚卻錯過了對春晚的集體吐槽因而失去與小伙伴們的共同話題，那么，你似乎便要和這個新年隔絕了。近5年來，網絡技術源源不斷發明、傳播和更新著“新年俗”，中國人已經不知不覺被卷入了一場推陳出新的“新年俗運動”之中。

不過，再定睛看看“阿里年貨節”的網頁，或琢磨一下微信紅包的派發規律，又會發現變化中的不變：無論是逢年過節孝敬長輩的“孝隨禮到”，洗洗刷刷、除舊布新的“清潔迎新”，或是微信紅包的大小額度，這其中每一樣的“購買”或“送禮”任務，依據的都不過是社會生活中的基本準則。之所以能被大張旗鼓地重新布置、隆重推出，不過是因人們對傳統年俗的記憶與情感使得它們看起來有了不同的新年滋味。如此說來，賦予“新年俗”以意義的，又并非網絡技術，而是人們對過年這一社會儀式的需求，是日積月累的文化情感和集體記憶以及希望參與其中、將自身和更廣泛的社會歷史相關聯的社會情緒。

然而，也正是在這里，網絡化的“年味”呈現出了它的基本矛盾。一方面，任何能夠帶來社會意義感的集體儀式，想要積淀為一種傳統和習俗，成為社會記憶的一部分，不僅需要同時段大規模的社會參與，也往往要求社會時間的持續投入。或者說，持續穩定的社會時間是構成社會習俗和集體記憶的重要條件。但另一方面，高速發展的互聯網技術，恰恰是以殺死時間或抹殺自身歷史為榮的。每當“新年俗”被創造出來的時候，舊有的儀式——比如電子賀卡、短信拜年之類，便迅速被替代和拋棄，既不留絲毫痕跡，也沒有追念的必要。更快地謀殺自身、別立新宗，是商業利益使然，也是網絡化年俗的基本特性。

于是，當人們談論網絡技術所創造的“新年俗”的優劣時，真正的標準恐怕并不在于它是否奪人眼球、形成一時的風尚，而在于，這樣的社會風尚對于形成新一輪社會集體記憶究竟有幾分效力？由此形成的社會集體記憶，又能為后續的社會儀式的發明創造提供什么樣的情感基礎？如果說今天以二三十歲的青年一代為中堅所開發和推動的網絡“新年俗”，其植根和依據的是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城鄉巨變中的新年記憶和過年習俗的話，那么，再過20年，被如今的“新年俗”熏陶著長大的年輕人——領著微信紅包、看著彈幕、吃著天南海北的年貨乃至到境外旅游過年的一代人，當他們支配技術或被技術支配之時，他們發明儀式的能力將會如何呢？

可以肯定，每一代人都會根據他們的成長經驗和社會認知重塑年俗。只是我們需要辨認，在這一過程中，作為社會儀式的新舊年俗，究竟如何區別于一般的消費行為，在人們的集體記憶中打下真正的印記，從而使社會可以在這一基礎上，往更良好的方向延續自身。

春節的核心力量沒有變

趙旭東

春節是將自然節律轉化為社會節律的典范，它的根基是由農業生產鑄就的農業社會的結構形態。因此，鄉村在過年內涵和方式的豐富性上遠超城市。

伴隨著農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并長期居住在那里，年的味道也開始發生著巨大的轉變。在鄉土社會，人的生活跟土地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當農業產出無以支撐起家庭生活時，外出謀生就成了通行的選擇。而離家之人無論走多遠、離開多久，除夕這一天必須同全家人圍坐于祖屋廳堂中聚餐。祖屋作為不動產有著凝聚人心的功用。

但隨著人們越來越多地遷移到城市，原本城鄉一體并以鄉村為主體的年俗風格為之巨變。這首先表現在空間格局上的改變，即從原來家家戶戶比鄰而居的庭院式格局一下轉變為小區高樓單元房式的空間格局，一家一戶自成一體。這種轉變適應了人口遷徙聚集的需要，同時又是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一個標志，其核心就是人與土地之間的分離日漸加深。

分離加深的結果是年味的淡化。以前過年講求的是對祖先的祭拜，以求得來年的五谷豐登，家庭興旺發達；今天人們所尋求的乃是團圓共聚的熱鬧喜慶，同時也是一種不同于辛苦工作時間段的休閑。少了年味實際就是少了年節的那套由敬奉祖先而起的繁瑣禮儀。

從時間上來講，在過去的農業社會，春播秋收，夏長冬藏，有與之配套的禮儀安排和相應的生活節奏，但現代人脫離了農耕時序而進入現代以鐘表刻度來安排日常生活的新軌道，節日也不再是對祖先以及上天賜予的感謝，而是休息休閑的時間。由于工作性質不同，過年變成了并非社會全體人員參與其中的節日。個體生活方式的豐富選擇使得過年不再是每個人的必需，而是取決于個體的意愿。

對于民眾而言，這可能是一種費孝通所說的“富了以后怎么辦”的個體文化自覺，每個人所思所想的不僅僅是吃得飽，還要吃得好，生活要有意義，文化的多樣價值選擇開始被重新看重、喚起并創造。

盡管人們遠離了以土地為中心的鄉土生活，淡化了對祖先保佑信念的依賴，但人們并沒有因此而脫離不確定性的生活，人們轉而把原來對于祖先的信仰轉移到身邊易于獲得的其他載體上去，以求得一種個體心靈上的慰藉，這背后根本的邏輯還是傳統家庭安全感的獲得。因此，年俗不會隨著城鎮化的快速推進而完全消失，因為春節的核心力量并沒有弱化，人們依然借助春節而對自己的家庭生活、社會生活進行重整安排，這也是人們在春節依然回家團聚的原因。春節既是一年的結束，也是新的一年的開始，人人都要為這種結束和開始做一點新的準備，求得新的希望，這便是春節在社會文化轉型中沒有完全消失的原因所在。

傳承民俗需因勢利導

劉大先

一種習俗總是與民眾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百姓日用而不知，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當生產與生活都已發生巨大變遷的時候，年俗的傳承自然也要在“變”與“不變”中間尋找到自己的方向。

溫故俗，知新年。年俗的現代傳承既包含情感與心理因素，也包括儀式與符號內容，更涉及文化創意與開發。從內涵上來說，應該重新梳理春節原生態意義上的核心元素，讓它成為民族的精神皈依；在形式上，要放大過年的集體記憶和文化積淀功能，并適應當代新語境，構建新的生活節奏，推廣民間傳統習俗活動，使其成為年俗的活態生存環境；在文化創意產業中，更新傳統過年的儀式與符號，并相應進行區域性的民俗開發；在國際傳播上，要在交流融通中提振民族自信心和文化凝聚力。

傳承年俗有外部環境的因素，但更多的則是來自文化內部的主體因素。其根本是要“向內轉”，因為傳承的動力在政府干預之外，更多來自文化擁有者重新審視和發現民族民間傳統節日的價值，形成文化主體的自覺。具體而言，可以概括為三重文化自覺。

首先是政府自覺。自上而下的國家層面的立法與組織能夠讓過年的歷法時序走出“民俗”的范疇，而進入歷法制度層面。自2008年實行的春節、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全體公民放假制度，就標志著國家意義上的法定承認與傳承。政府組織與主導的年俗活動，保護與培養年俗傳承人，挖掘與搶救年俗文化資源等，會使弘揚中國傳統年文化成為國家行動，起到風行草上、移風易俗的作用。

政府決策導向之外，大眾媒體推介傳播和學校教育普及也尤為重要，這是教育自覺。與年節相關的風物、傳說、故事、符號、歷史淵源、審美價值、思想內涵等知識，可以通過中小學鄉土教材、高校人文類選修課程等進行普及。這對于培養青少年的自覺傳承有積極作用，也會對完善傳統年俗認知與研究產生長遠影響。

第三是產業自覺。年俗的產業化可以將儀式自覺進行功能拓展，比如在舞臺、電視、網絡媒體的年俗展演中改造與傳承年俗文化符號，通過旅游與觀光催生年俗文化再生產。新媒體利用平臺優勢，還可以更多地與港澳臺地區、海外華人群體進行互動傳播。以產業方式發明傳統、打造新民俗，關鍵要與民眾的物質與心理需求相契合。

傳承年俗要因勢利導，根本是要“向內轉”，形成文化主體的自覺。而文化同時也反作用于社會，披著消費主義外衣的新變現象，假以時日也可能有一部分沉淀為一種集體記憶和節日儀式——也許我們下一代人的春節回憶就不是圍著篝火與老人一起守歲，而是和祖父母在電視機前看電視、與小伙伴們在群里搶紅包、跟隨父母到世界某個地方旅游的經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