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談年俗的變與不變：關鍵是能否形成集體記憶

春節是中華民族最古老的節日之一，對中華民族的文化建設具有重要意義。隨著社會變遷和文化的現代化，節日的精神內核和表達形式都在發生變化。值此丙申猴年新春之際，我們約請三位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春節文化進行探討。

——編 者

關鍵是能否形成集體記憶

羅小茗

站在2016年的年頭，如果你還不知道怎么用微信搶紅包，沒有被排山倒海的“年貨節”撓得心癢癢，沒有錯過春晚卻錯過了對春晚的集體吐槽因而失去與小伙伴們的共同話題，那么，你似乎便要和這個新年隔絕了。近5年來，網絡技術源源不斷發明、傳播和更新著“新年俗”，中國人已經不知不覺被卷入了一場推陳出新的“新年俗運動”之中。

不過，再定睛看看“阿里年貨節”的網頁，或琢磨一下微信紅包的派發規律，又會發現變化中的不變：無論是逢年過節孝敬長輩的“孝隨禮到”，洗洗刷刷、除舊布新的“清潔迎新”，或是微信紅包的大小額度，這其中每一樣的“購買”或“送禮”任務，依據的都不過是社會生活中的基本準則。之所以能被大張旗鼓地重新布置、隆重推出，不過是因人們對傳統年俗的記憶與情感使得它們看起來有了不同的新年滋味。如此說來，賦予“新年俗”以意義的，又并非網絡技術，而是人們對過年這一社會儀式的需求，是日積月累的文化情感和集體記憶以及希望參與其中、將自身和更廣泛的社會歷史相關聯的社會情緒。

然而，也正是在這里，網絡化的“年味”呈現出了它的基本矛盾。一方面，任何能夠帶來社會意義感的集體儀式，想要積淀為一種傳統和習俗，成為社會記憶的一部分，不僅需要同時段大規模的社會參與，也往往要求社會時間的持續投入。或者說，持續穩定的社會時間是構成社會習俗和集體記憶的重要條件。但另一方面，高速發展的互聯網技術，恰恰是以殺死時間或抹殺自身歷史為榮的。每當“新年俗”被創造出來的時候，舊有的儀式——比如電子賀卡、短信拜年之類，便迅速被替代和拋棄，既不留絲毫痕跡，也沒有追念的必要。更快地謀殺自身、別立新宗，是商業利益使然，也是網絡化年俗的基本特性。

于是，當人們談論網絡技術所創造的“新年俗”的優劣時，真正的標準恐怕并不在于它是否奪人眼球、形成一時的風尚，而在于，這樣的社會風尚對于形成新一輪社會集體記憶究竟有幾分效力？由此形成的社會集體記憶，又能為后續的社會儀式的發明創造提供什么樣的情感基礎？如果說今天以二三十歲的青年一代為中堅所開發和推動的網絡“新年俗”，其植根和依據的是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城鄉巨變中的新年記憶和過年習俗的話，那么，再過20年，被如今的“新年俗”熏陶著長大的年輕人——領著微信紅包、看著彈幕、吃著天南海北的年貨乃至到境外旅游過年的一代人，當他們支配技術或被技術支配之時，他們發明儀式的能力將會如何呢？

可以肯定，每一代人都會根據他們的成長經驗和社會認知重塑年俗。只是我們需要辨認，在這一過程中，作為社會儀式的新舊年俗，究竟如何區別于一般的消費行為，在人們的集體記憶中打下真正的印記，從而使社會可以在這一基礎上，往更良好的方向延續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