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觸摸到了埃博拉的兇險和覆滅

　　林曉蔚(新華社阿克拉分社記者)

20世紀90年代,我曾看過一部好萊塢大片,名叫《恐怖地帶》。電影以埃博拉這樣的惡性傳染病為藍本,描述了一場生物安全災難。沒想到,二十年后我駐守西非,竟然從頭到尾遭遇了一場全球矚目的埃博拉疫情。

8月,我從加納的駐地飛往埃博拉疫情重災區之一的塞拉利昂。在整個航程中,大地有著截然不同的變化:先是起點,加納首都阿克拉,缺少綠色的黃土地和基建發達的沿海平原；然后是科特迪瓦和利比里亞,濕地漸多,水汽盎然；最后是降雨最兇猛的塞拉利昂,莽莽蒼蒼的熱帶叢林,洪水將大地分割成條塊,有的村莊蜷在孤島上。

有時我會覺得,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像一百多年前的香港。機場快艇逼近市區,沒有高樓的都市依山而建。機場通往市區的碼頭岸邊照例飄滿了藻類和垃圾,鼻子里是濃重的海腥味。我去弗里敦的那天風大,偏偏坐上了輕飄飄的7人座小快艇,像汪洋中的一葉扁舟,間歇性失重頻發,是我迄今為止最險惡的一次海上經歷。有時看著大浪和舷窗齊平撲來,總覺得快艇會側翻。

降雨增多不僅帶來了公共衛生的惡化,也造成了塞拉利昂偏遠地區的交通不便,機動力量反應遲緩。埃博拉疫情一旦在偏遠地帶局部暴發,將帶來難以想象的后果,所幸這種情況在連續一年的嚴厲控制之下已很難出現。當然,在2003年以后的中國,如果要壓制此類疫情,應該不會超過三個月。

這座城市以及這個國家正在復蘇,已經沒有人戴手套和口罩了,人們明顯變得更有精神,臉上掛著更多微笑。因為中國政府慷慨相助,當地人對中國人比此前更友好了。他們仍然以碰肘代替握手,但碰的其實是裸露的皮膚。

7月底,塞拉利昂總統科羅馬公布了“后埃博拉時期”經濟復興計劃,希望能在9個月內重振該國的經濟、衛生和教育,加強基建、發展能源、清潔飲水,兩年內重回正軌。這背后,是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社會總額達數十億美元的援助。

弗里敦的街頭,又響起了震耳欲聾的音樂,沙灘足球如火如荼；新修的海濱人行道上,各種膚色的人們在夕陽的余暉中慢跑；咖啡館、餐館個個開張,工人們正在合力翻修此前廢棄的舊屋。一個本地小孩沖著飛馳而過的機場接駁巴士笑著大喊“Hello!Chinese!”——而車里其實只有我一個是亞洲面孔。

去年8月,我們把車開進了重疫區凱內馬中心醫院,帳篷里擠滿了病人,隔離區里一個病人虛弱得連褲子都提不起來；今年8月,我隔著玻璃窗看生物安全三級實驗室里中國疾控中心的高手們在檢驗可能帶有埃博拉病毒的血樣,心底竟覺得無比輕松。這種感覺,就像今年11月8日,我第一時間接到塞拉利昂埃博拉疫情結束的消息,躺在床上長出了一口氣。

12月18日,中國援塞拉利昂醫療隊總隊長王耀平代表中國援塞抗疫全體醫務人員,在弗里敦接受了總統科羅馬的授勛表彰。“他給我授獎時就講了三句話:感謝中國政府,感謝中國人民,感謝全體中國醫務人員。我特別感動!”在微信里,王耀平這么告訴我。

2014年4月,我第一次去塞拉利昂時還沒有疫情,在某條中企修建公路竣工的儀式上認識了王耀平。原本我以為他到期了之后會回國,但他在抗擊埃博拉疫情中出色的表現,讓國家衛計委決定留下他,繼續后埃博拉時期中塞友好醫院運作。

從疫情開始到結束,王耀平都沒空回國。之前醫療隊在金哈曼路公立醫院工作,條件堪比中國鄉鎮衛生所(可能還要更臟一些)；在疫情剛開始時,他們接診了一個后來被確診為埃博拉并去世的病人,隊里的王醫生被隔離了三周,幸虧平安無事；現在換到了“高大上”的中塞友好醫院,至少是縣級中心醫院水平了,窗明幾凈,地方十分寬敞,也安全得多。

同樣堅守始終的,還有北京城建濱圖瑪尼酒店的經理張文國。這座酒店在弗里敦幾乎無人不知,曾是該城唯一的五星級酒店。中國人來弗里敦出差,幾乎全住在這兒。埃博拉期間,酒店接待了一批又一批中國援塞抗疫醫務人員,他們以此為駐地,每日早出晚歸,酒店則負責為他們做好后勤保障,一日兩頓地送盒飯。

誰都知道在一場惡性傳染病疫情里酒店堅持營業是冒著怎樣的風險。中國醫務人員都笑稱張文國是所有人的“后勤部長”。我去弗里敦的時候,也總是住在這里,請酒店幫忙租車、在酒店吃飯(街頭餐館的衛生條件令人不能放心)。有時采訪醫療隊就是樓上樓下的事兒,很方便。作為建筑類企業,北京城建還在疫情中承擔了修建實驗室和改造醫院的任務,這也是冒險之舉,但都十分成功。

說起來,過去這一年有兩件小事,現在想起來格外高興:一是疫情高峰期我出差塞拉利昂時雇傭的司機穆薩,他一直都活著；二是我曾經和隨任的妻子說“一旦加納出現疫情我就堅決讓你回國”,而她一直在我身邊,我們安然無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