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孩時代”將到來 公共服務能“齊步走”嗎？

各方建言：

“放開二孩”不是簡單地一放了之

人口就是一個國家的命運。“二孩時代”的到來，一頭連著整個民族繁衍生息的未來，一頭連著每個家庭量入為出的生計，還需要國家釋放更多政策紅利

仿佛一夜之間，“放開二孩”攻占了很多人的微信朋友圈。有人憧憬，有人激動，但也有人猶疑，有人無奈，就連人們見面打招呼，也在糾結這個新的哈姆雷特式問題——生，還是不生？

從政策制定的角度來看，全面放開二孩有著鮮明的“問題意識”。人口結構性問題日益突出、勞動年齡人口開始減少、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這些變化，給經濟發展和人口安全帶來新的挑戰，從整個國家人口再生產的高度，“放開二孩”有利于應對老齡化沖擊、增加勞動力供給。在輿論場，這一看法有著廣泛共識，但是由此引起的次生話題，卻也存在著偏激的認識、極端的情緒。

比如說，有人據此全盤否定計劃生育，并把曾經支持計劃生育的官員和學者拿出來“批判”一番。事實上，“放開二孩”是對之前人口政策作出的創造性延續與改革。制定政策理應保持適應性與靈活性，踏準經濟社會發展的鼓點與節奏，人口政策同樣如此。人口結構深刻變化、老齡少子日益嚴峻，調整人口政策是應有之義，這是一種“適應性改革”。在這個問題上翻舊賬，甚至以今非古，只會加劇社會撕裂、模糊歷史認識。

再比如說，有人過度拔高撫養成本，劈頭就問——你生得起嗎？有人“測算”，北京養育孩子的標準，從出生到就業需要花費276萬；有人揶揄，“421陣型變成422陣型，中場球員要累趴下了……80后真苦！”誠然，育兒成本水漲船高，但是類似“花費276萬”的說法，依據卻不見得客觀。討論育兒成本沒有問題，可如果是帶著情緒地夸大成本，就可能扭曲生育預期，讓人對生育產生無謂恐懼。

偏激的認識需要矯正，對政府而言，也應該認真對待這背后的民意訴求。在“放開二孩”解決了能不能生的問題之后，還需要解決人們想不想生、敢不敢生的問題。育兒成本的上升、養老壓力的增大、經濟的快速增長，導致人們的生育觀念在悄然改變。多子多福、兒孫滿堂不再是家庭夢想，少生優生、自我實現成為年輕人的主流價值。這都說明，“放開二孩”不是簡單地一放了之，不能指望政策放開能夠自動生效，而應該有更多配套措施，比如，擴充相應的教育資源、降低育兒養老成本，才能取得預期的政策效果。“加大對有特殊困難的計劃生育家庭的幫扶力度，切實解決他們在生活保障、養老照料、大病醫療、精神慰藉方面的困難和問題”，衛計委的表態，也正是為了給予生育更多關懷與激勵。

人口的變化，將輻射到社會的各個方面，更深層次的變化已現端倪。進口奶粉應聲漲價，專家預言樓市將緩慢升溫，人力資源開始討論慎重招聘女性，而教育專家作出斷言——學區房地位更加堅挺……“放開二孩”的政策離實施還有一段距離，就已經引起各個領域的預期改變。可以說，“放開二孩”影響的不僅是家庭結構，更是社會結構、思想觀念。女性就業歧視是否會加重？教育資源是否會更加緊張？公共服務需求是否會激增？在“放開二孩”的實施過程中，需要對各方面可能造成的影響有一個系統的評估和應對。

“天地之間，莫貴于人”。哲人說，人口就是一個國家的命運。獨生子女一代終將成為歷史的絕唱，無論如何，這個國家將駛入“二孩時代”。一頭連著整個民族繁衍生息的未來，一頭連著每個家庭量入為出的生計，從放開二孩到生育二孩，還需要國家釋放更多政策紅利，為更多人給出篤定的回答。(人民日報)

“全面二孩”來了，教育要提前布局

“全面二孩”政策的實施，對學齡人口預測、學校規劃布局和教育資源擴充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只有做到未雨綢繆，才能贏得主動權。

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指出：“促進人口均衡發展。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完善人口發展戰略。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新的“全面二孩”政策受到人們的普遍歡迎。與此同時，教育可能面臨的新挑戰也引發熱議。

2008年前后，我國進入了第四個人口出生高峰，特別是在實施“單獨二孩”政策后每年增加近百萬新生兒。而隨著“全面二孩”政策的實施，意味著新生兒數量還會在此基礎上繼續上升，隨之帶來的教育需求也會明顯增加，教育的提前布局成為一個戰略課題。

事實上，學齡人口波動是一個正常現象，但對于學齡人口波動所做出的教育應對，則是對各級政府教育治理能力的考驗。以往那種在學齡人口大幅減少時大規模撤并學校，在學齡人口急劇增加時大規模興建學校，從表面上看是一種順勢而為的選擇，但這種應急性做法也使一些地方陷入“資源不足”與“資源過剩”的惡性循環。面對“全面二孩”政策的實施，如何做好教育提前布局？提前布局應當充分考慮到哪些因素？這些都值得認真研究。

“全面二孩”政策的實施，對教育的數量規模提出新的挑戰。近年來，一些地方由于受到周期性生育高峰和外來人口持續增長雙重因素的影響，已經進入小學入學人數迅速增長期，教育承載能力不足問題開始顯現，保證孩子“有學上”一時間成為困擾地方政府的一件難事。如何在現有的教育資源配置基礎上新建和改擴建學校，是新的教育規劃布局面臨的一項重要任務。

“全面二孩”政策的實施，對教育的質量結構提出新的挑戰。應當看到，人們不會僅僅滿足于讓孩子“有學上”，讓孩子“上好學”才是一個最根本的訴求。因此，面對“全面二孩”政策的實施，特別是在當前中小學“大班額”現象仍然非常突出的情況下，除了要通過新建和改擴建學校來保證學位，包括師資隊伍建設在內的內涵建設也要同步跟上，這是保證讓孩子“上好學”的一個關鍵要素。

“全面二孩”政策的實施，對隨遷子女教育提出新的挑戰。對于流入人口集中的地區而言，除了“二孩政策”可能帶來的戶籍人口出生率回升，還會面臨新型城鎮背景下隨遷子女就學需求的持續增長，多重因素疊加將使得這些地區教育資源不足問題更加突出。因為教育資源不足使得隨遷子女無法更好地在流入地接受教育，人們的這種擔心并非多余。而防患于未然的最好辦法，就是這些流入人口集中的地區在規劃教育布局時，將隨遷子女的教育需求納入其中。

“全面二孩”政策的實施，對教育的需求和挑戰是多方面的，對學齡人口預測、學校規劃布局和教育資源擴充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只有做到精心規劃，未雨綢繆，才能贏得主動權。當然，學齡人口增長引發的教育需求會呈現逐步向上滾動的趨勢，不同教育階段的需求存在一定時間差。在“全面二孩”政策啟動之初，如何滿足新增的學前教育需求，這一問題已經實實在在地擺在了我們面前。特別是面對當前學前資源相對短缺、公辦幼兒園數量明顯不足的現實，做好學前教育的提前布局和相關準備，是一項首當其沖的重要任務。

雖然實施“全面二孩”政策所帶來的學齡人口增長，可能沒有預期的那么多，還會呈現出城鄉差異和地區差異，但增長是一個必然趨勢；雖然這種增長所帶動的教育需求具有滯后性，但教育的提前布局是一個現實要求，也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應對可能出現的入園難、上學難問題。(汪明作者系教育部教育發展研究中心基礎教育研究室主任、研究員)(中國教育報)

“全面二孩”應以人為最大價值訴求

人是萬物的尺度。人，每一個人，從來不是一個社會的負擔，而應是不可多得的財富，不可替代的力量。如果說“全面二孩”政策最重要的價值指向，大概就在于此了。

按照國家計生委官員的說法，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40多年，我國由于計劃生育累計少生了4億多人，大大減輕了人口過快增長對資源環境帶來的壓力。但不論怎么看，這“少生了4億多人”都是一個讓人并不感到美好也并不能感到輕松的說法。這里面的確包含了對于“如何做到少生的”這樣一種詰問，以及對一些計生利益、行政手段的探詢，同樣也包括我們今天已經不得不正視的老齡化與少子化并存現象加劇，勞動年齡人口逐年下降愈發嚴重，以及低生育陷阱或計劃生育人口坑現象越來越嚴峻的現實。

附加在“全面二孩”政策之上的“應對老齡困局”等說法，曾令一些人士感到了些許功利意味，而頗不舒服。然而試問除了放寬生育政策，還有什么能夠化解一個社會老齡化與少子化并存的現象？這其中的邏輯只能是：當關于人的價值導向不被堅守的時候，更多的困局也就接踵而至。事實上，這樣的困局同樣也包括政策放寬之后如何激發人們的生育意愿。

雖然沒有明說，但“鼓勵生育”的意圖已然明朗。盡管實施“全面二孩”政策之際，“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仍舊被一再提醒并強調，但通過松動生育控制，使人口結構趨向合理，應對人口老齡化趨勢，卻無疑是此番政策放開的明確意圖。相關部門的態度也表明了這一點。記得在2013年實施“單獨二孩”之時，各地都出臺規定，在政策落地之前“單獨”搶生二胎仍屬違規；而此番“全面二孩”一個明顯的不同，是國家計生委官員認為，現在懷“二孩”不算搶生。但是這樣的鼓勵真能帶來普遍的生育熱情嗎？

有多少人想生卻已超過最佳生育期而不得不放棄是一方面，有多少人想生卻在環視現實或算了一筆經濟賬之后黯然放棄又是另一方面。解放日報調查顯示，上海超過55%的受訪市民沒有生育二孩的計劃。專家表示，按照單獨二孩政策實行期間的情況推測，全面二孩政策實行后，一定會提高上海市的人口出生率，但提高比例將非常有限，從長期看，上海市民生育意愿不會顯著提高。在云南，去年3月通過“單獨二孩”的政策后，昆明并未出現“井噴式”的申請熱潮。而此次生育二孩政策全面放開，也沒有像想象中那么受“熱捧”。

曾經在“單獨二孩”實施中反映出的“社會生育意愿總體低迷，年輕一代對生育淡漠”現狀，已足以表明一個道理，那就是不要簡單把人口當作一種資源進行調配式管理。即使是國家可以通過計劃或行政的手段讓國民少生育，比如“少生了4億多”，但這種結果并不能意味著，它同樣可以用放開的方式讓國民多生育。

不以人口為簡單的資源進行管理，就需要真正回歸對人的尊重的價值導向來。人人生而平等，人的權利保障等，或許顯得宏大，卻同樣投射到人們的生育意愿上來。除此之外，如何在住房、就業、醫療、教育等一系列社會問題上為國民提供更為篤定的期許，同樣關乎導向原則。問題是這一切都準備好了嗎？所謂功夫在詩外，“全面二孩”政策的意圖既然在于積極開展應對老齡化行動，那么國家要做的，就不應僅僅是止于放寬生育政策。(楊耕身杭州日報)

30年人口未激增 來自“普二”試點地區的報告

當不少地區沉浸在國家放開全面兩孩政策的喜悅中時，位于燕山深處的河北省承德市卻平靜如常。早在30年前，承德和甘肅酒泉、湖北恩施以及山西翼城縣就低調地啟動了“一對夫婦可以生育兩個孩子”的試點。

承德市農民王勁泉有兩個兒子，老二是在實施試點后兩年生的。“當年全家就指著地里收成過日子，多一個孩子就多個勞動力。”他回憶說。他的話反映了當時中國農村的實情。“欠發達農村地區只生一個男孩，對解決生產生活問題的確有困難。”承德市衛計委副主任孫瑞國說，老百姓對1980年實施的一孩政策有抵觸情緒。

河北承德、甘肅酒泉、湖北恩施以及山西翼城縣地處“老、少、山、窮”地區，經濟不發達，生育意愿較為強烈，生育水平在全國也處于較高水平。正因為如此，從1985年開始，這些地區陸續在當地農村實施“晚婚晚育+間隔”的“普二”政策。

適當寬松的計生政策會不會導致人口激增？在全國人口數量劇增的上世紀八十年代，這個問題一直縈繞在計生工作者的心中。但結果卻出乎他們的意料：承德在試點第二年開始，人口出生率曾一度回升至20‰左右，3年后便恢復至比全面一孩政策實施時還低的水平，之后持續下跌；酒泉在“普二”政策實施之初也出現過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一定幅度回升的現象，但從實施30年的數據看，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均低于全省和全國水平，并在繼續下降。

2000年，山西翼城縣的總人口是30.023萬，實現了試點政策之前制定的把人口總量控制在30萬人左右的目標。1982年至2000年，翼城縣的人口增長率全面低于全國、山西省和臨汾市。

二孩政策對調整當地人口結構也起到了積極作用。從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看，承德市的人口結構呈現出頂部圓錐、中部和下部相對均衡的圓柱形結構，青壯年及以下各年齡段人口的數量相對均衡。而承德市中心城區雙橋區實行獨生子女政策，絕大多數家庭人口結構形成“4+2+1”金字塔形模式，是典型的人口衰落型模式。承德市計生委2011年測算，如果不考慮人口遷移和后來實施的單獨二孩政策，未來15年，雙橋區將出現人口負增長；未來75年，人口將由2010年的30萬降至15萬，老齡化和社會撫養比均超過50%。

放開二孩還導致多胎率下降。承德市的數據顯示，當地多胎率從1987年的18.5%降至2010年的5%。雙女戶石峰艷說，自己不想再要孩子了，“一個不夠，兩個正好”。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顧寶昌教授說，試點地區人口態勢達到了試點初“控制人口、保持合理的人口結構、延緩人口老齡化”的預期目標。

最近十幾年，承德市拿著“生育證”推遲生育的家庭越來越多。雙塔山鎮通溝村有134戶家庭，共計415人，其中60歲以上96人，18周歲以下戶籍未成年人32人。“大家普遍不愿意多生。”村支書胡光海說，村里有個家庭，過去超生了第3胎，如今他的3個子女全都只生了一胎。一些人申領了“二孩證”卻遲遲不生育，還有一些則干脆放棄了。雙灤區下店子村村民王紀香和丈夫只生了一個男孩，她說：“我和丈夫分別有7個兄弟姐妹，之前一直過著窮日子，希望少生快富奔小康。現在，資金和養老方面都有很好的補償，更不擔心養老問題了！”

如今，這些試點地區的計生干部擔心的是，出生人口繼續萎縮。“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脫離了土地和農業生產，教育水平高了，生育意愿更低了。”承德市衛計委規劃信息科科長王繼國說，“育齡年輕人的價值取向和生育觀念和他們的父輩已經完全不同了。”承德市承德縣八家鄉南杖子村共有1453人，285位育齡婦女只有33個申報獨生子女，人口萎縮情況明顯。翼城縣近年來的出生率已達到7‰—8‰的超低水平，自然增長率為2‰—3‰,接近零增長。

“生活壓力、撫養成本是我首先要考慮的因素。”承德鋼鐵公司80后職員張春然說，“把生育權還給我固然是好事，不過生不生是我自己的選擇。”(新華社記者張樂、李亞紅)